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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的下一场危机

文/The Economist, Vol.414, No.8919, 2015
译/horsefaCe

debt crisis in Greece

图片来源互联网

政治再次在单一货币区内作祟

自从2009年下半年欧元危机爆发以来,希腊始终处于或邻近风暴的中心。希腊在2010年5月成为了首个接受纾困方案的国家;希腊也是2011年和2012年以来反复出现的自单一货币体系中退出的论调中的主题(所谓的Grexit);同时,这也是欧元区内唯一一个政府债务被重组过的国家。12月29日,希腊议会未能选出下一届总统,面临着于1月25日提前召开议会选举(本文撰写于2015年1月初,在随后的选举中,激进左翼联盟正如预测那样取得议会近半数席位——译者注)。欧元危机正在步入全新的且更加危机四伏的章节,而且,希腊发现自己再一次处在聚光灯下。

单日内,雅典的证券市场下挫接近5%,银行股跌幅更为严重,而希腊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猛涨至2014年以来的最高位至9.5%(超过意大利同类债券7个点位),这令投资者们立时瞠目结舌。引起集体性动荡的原因在于民调显示大选很可能由激进左翼联盟赢得,这是一个由阿列克西斯·齐普拉斯领导的主张民粹主义的左翼政党。尽管齐普拉斯称他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内,他也指出主张废除附属在救助方案中的大多数条件:他将结束紧缩,转变此前在最低工资标准和公共开支上的的削减政策,叫停国有资产出售计划,并寻求免去履行多数政府债务的方案。此般看来,希腊在继续其留在单一货币市场的问题上处于尴尬处境。

由此,提前召开的大选或将在希腊掀起一场新的危机,而引发的后续结果尚不明朗。许多投资者似乎将赌注压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兰西人身上,认为他们会一边偷看雅典发生的灾难,顿感不寒而栗,一边恪守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为他们制定的节衣缩食计划。但是此举恐怕太过于乐观。很难相信一旦希腊爆发危机,骚乱不会蔓延至欧元区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在默克尔的药方被广泛认为弊大于利的情况之下。

希腊的初一

过去的14个月以来,激进左翼联盟都在民调中一路领先于任期即将结束的总理安东尼斯·萨马拉斯所领导的新民主党。即便眼下经济恢复增长,但鉴于GDP自2010年已缩水近20%以及失业率仍处于26%的高位,希腊选民们的愤怒也就显得情有可原了。最近几周,调查显示激进左翼联盟的领先幅度有所收窄,不过就算其未能赢得议会绝大多数席位,齐普拉斯亦能够在选举后寄希望于组建联合政府。这一回,默克尔依旧会如同2012年那样呼吁希腊选民做出明智的选择。

以激进左翼联盟的政策看来,不确定和矛盾已经是他们所能代表的最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则是鲁莽的民粹主义。一方面,齐普拉斯已撤回其一度表现出对希腊欧元成员国席位的敌意,并淡化了他曾做出的过分的承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依然认为自己能够去掉在两次连续的纾困方案中由债权国强加在希腊身上的苛刻条件。在他的理解中,希腊经济持续处于恢复状态,如今实现了基本预算盈余(即指在支付债务利息前);另外他也认为欧元区其他国家会像他们之前那样轻易地做出让步。以上两点考量都显得轻率。

理论上,如若不再依靠外界资本流入,增长的经济和基本盈余看似可以帮助这个国家摆脱其沉重的债务。可是以希腊目前的经济水平来看,重建自身竞争力上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何况齐普拉斯的经济方案本就会使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大幅放缓。在2011年和2012年,由于害怕发生Grexit,欧盟的一些领导人愿意以任何的代价避免其发生,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不太可能如此。欧元区建立了一套防传染抵御机制,使得退出这样的举动更须经过深思熟虑。一系列的举措正在改善欧元区的结构,包括一个新的纾困基金的建立,欧洲央行开始承担最终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指现代银行制度下中央银行在流动性不足的危机前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的角色——译者注)的角色,以及部分区域银行业联盟的形成。另外,多数接受纾困计划的国家与周边国家都在复苏,失业率也有下降的趋势。

欧洲的雷曼时刻?

无论是希腊还是欧元区,都无法承担一场胆小鬼博弈(the game of chicken,博弈论经典模型,指竞争双方均不愿向对方屈服的场景,或造成两者皆无法受益的情况——译者注)所能造成的可怕后果。即便对Grexit的发生有所准备,倘若发生,依旧是危险且后果难以预估的事情。有人担心2008年9月发生的雷曼兄弟危机就是前车之鉴。当时,人们普遍预计全球金融系统足够强健,不会因为单单一家投资银行破产而遭受影响。现在,投资者们相信一些深受失业率困扰的国家仍有机会反弹,比如法国——尽管该国总统创下了受欢迎程度的新低,还有意大利——其国内经济情况以不变价格计算为新世纪14年来最糟糕的一年(相比较,甚至现在希腊的GDP都要高于1999年水平)。

停滞不前的境遇揭示着触发警戒的更深层次原因。欧元区持续黯淡的经济表现使得这个单一货币区域正在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只要债权国(主要指德国)坚持以预算至上并否决一切货币与财政刺激方案,短期内欧元区的经济表现似乎并无法改善。更糟糕的是,由于通膨率目前处在危险的低位,欧元区正面临着数年内坠入通货紧缩与经济停滞——类似九十年代的日本——那样令人担忧的境地中。欧洲大陆的领导者们在推行体制改革中遭遇了困境,因而未能有效改善经济竞争力。当选民看不到希望时,他们会更倾向于把选票投给民粹主义——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只会在希腊发生。

随着2015年的到来,大多数欧洲领导人认为欧元危机正在消散。早先举行的希腊大选显示出这种乐观来得过早。左派或右派的民粹主义政党正在展开针对欧元的新一轮攻势,这一态势在多国持续升温——西班牙当前支持率最高的“我们能”党非常欢迎齐普拉斯在希腊获得胜利,他们宣布将参加今年的大选。比较讽刺的是,当一国开始显现出复苏迹象的时候,也正是其国内民众满腹牢骚最盛之时。和雅典一样,柏林方面对此也应该谨慎对待。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座老城的终点与起点

Constantinople in Byzantine times

数字还原图,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君士坦丁堡

总有一些时间节点让事情重新开始,对于一座叫君士坦丁堡的城市而言,这个节点发生在1453年。

1453年之前,她是希腊人和他们统治下拜占庭帝国的首都,是基督教世界伟大的“新罗马”;1453年后,她成为了奥斯曼土耳其人辉煌的战利品,也便变为了伊斯兰世界的重镇。

在此之前的公元330年,罗马帝国自亚平宁半岛的罗马迁都于此,弃拜占庭之旧称而冠以帝国皇帝之威名;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后将都城迁至安卡拉,并在1930将城市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虽说这些亦是这座城市历史中重要的岁月故事,但仍不比1453年发生的一切给予城市统治者、居民以及旁观的看客更多的震撼。

这座包容万象的大城曾是连接东西方世界的枢纽,每天在这里汇聚的财富、智慧与混杂此间的宗教信仰、民族种族一样令人叹为观止。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历来有如此多的人觊觎她。而到了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这位好战的征服者对君士坦丁堡的渴求已到极致,磨刀霍霍以待兵戎相见。

这座固若金汤的要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着举世最为复杂和坚固的城防系统,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岸,入侵的铁蹄与船帆都无法轻易预约过铁桶般的障碍。但在土耳其人浩浩荡荡的围城大军中,孤苦穷困的帝国都城只能以死守加上祈祷的方式进行抵御。书中所描绘的历时数月的君士坦丁堡之战,对于攻守双方都是如此的艰苦卓绝,与其战争是壮烈的,激烈的,不如说是惨烈的,正如所有战争所带来的苦难一样。或许这也是如译者所说,受作者斯蒂文•朗西曼(是西方人因而)文笔中带有对希腊人的同情影响的缘故。

最终,在1453年,希腊人鼓衰力尽,城破旗偃,而墙外破斧缺斨的土耳其人披荆斩棘,一举令江山易主。

东罗马帝国治下的君士坦丁堡,自此画上了一个句号。巧合的是,见证这座城市建立与失去的两位拜占庭皇帝(分别是君士坦丁大帝与君士坦丁十一世)皆与城市同名,而他们的母亲也都叫海伦娜。

对于土耳其,这座重要城市的新生命在1453年才刚刚开始。在随后的几百年中,苏丹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依然开放、繁荣,并成为伊斯兰之剑继续开疆扩土的帷幄。即便是在今天,这座改了名的城市已然横跨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之上,守望着与马尔马拉海,睥睨着欧罗巴和亚细亚两个大陆上的芸芸众生。

好期待去伊斯坦布尔看索菲亚大教堂。

伊索克拉底眼中的欧罗巴

mythology Europa

Europa女神画像,来源于1700年的一张欧洲地图的装饰部分。

在希腊神话中,欧罗巴(Europa)一词原为泰坦俄刻阿诺斯与忒堤斯所生三千河海之神中的一位女性神祇的名字。

在公元7世纪上半叶之后漫长的岁月中,欧罗巴(以及欧罗巴的姊妹亚细亚)的名字渐渐演化为地域的代名词。这种演变比较缓慢,因为最初词语所形容的区域十分含糊且狭小。

古典学者贾奎琳·徳·罗米利认为,生活在公元前5至4世纪的希腊教育家伊索克拉底在赋予这个词汇以更丰富涵义上,显得十分积极而且观点鲜明。

说起早先“欧罗巴”地理意义的模糊,指代的或是希腊的东部边界,或是系列半岛除去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部分;除此之外若有涵盖更广一些的“欧罗巴”,覆盖的仍旧只是由众多城邦组成的整个希腊(伊索克拉底眼中的欧罗巴就是这一种)。所以当波斯王薛西斯意图“征服欧罗巴”之时,他的意思是其实是说要征服马尔马拉海和地中海对岸的希腊,而并没有对现在所知的西欧部分动什么念头。

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伊索克拉底首先强化了希腊是“欧罗巴”,波斯是“亚细亚”的观念,进而——出于一种现代人非常容易理解的地域主义观念——给予两个描述地理区域的词语以政治意义。

首先,出于敌对状态的结果,伊索克拉底将“欧罗巴”作为与“亚细亚”一词势不两立的词语使用。贯彻在多数使用情况中的是对欧罗巴的强烈自豪感和对亚细亚的鄙夷。他虽未详述希腊的文化优势何在,甚至没有将希腊的民主制拿出来对比君主制说事,但在各种雄辩的言辞中都展露了对己方文化的优越感;而亚细亚的波斯人则被他视为野蛮人。

不过同时,伊索克拉底也毫不掩饰对波斯繁荣境况的承认。他认为欧罗巴不如蛮荒更繁荣是一种耻辱,因而渴望战胜敌对者,“将如今属于亚细亚的繁荣带回欧罗巴。”

为了实现这一愿景,伊索克拉底提出了让希腊诸城邦联合对抗野蛮人的希望和规划,多次致辞各邦谋求创建“欧罗巴”的统一体。在此过程中,伊索克拉底对“和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他对历次的城邦联合的失败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藉此对领导者进行批评。而当他谈到“过去”的某个伟人,颂词的主要方面总会是此伟人为希腊人的和睦做出了显耀的贡献。

可以发现,此人的理念中有着许多地域主义和极端爱国主义的影子,并将所有理念用一个一体化的词语“欧罗巴”进行包装和升华,提升说服力。这种使用方法在后世屡见不鲜,百试不爽。

或许与后来的案例存在区别的是,伊索克拉底在论述时更率真且直言不讳,“提供了一副更生动的图景。他虽顽固不化,却多才多艺,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却又不乏清醒……哪怕他们屡遭挫败,还是堪为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