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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条顿骑士团到普鲁士公国

条顿骑士团极盛时期势力范围

条顿骑士团以白底黑十字为标识,后来德军铁十字即由此而来。图为13世纪初条顿骑士团极盛时期的势力范围。

条顿骑士团自十二世纪末东征后成立之后日益壮大。本着最初服务于征服圣地的初衷,在最初一段时日里,骑士团的眼光和矛头是指向东方的,因而获得的封邑主要都在地中海沿岸,最初的总部就建立在巴勒斯坦的阿卡,其他受封、获赠或攻夺的据点多位于黎凡特的其他地区,以及希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等地。

十三世纪,鉴于穆斯林在东方的强势,德意志人的渊源令条顿骑士团逐渐将注意力的重心转移到离家更近的欧洲东北部,尤其是在得到教会以及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波兰贵族在内的东欧封建君主的授意之下,骑士团的兴趣更多地汇聚到征服波罗的海南岸信仰多神宗教的波罗的语族上来。

其时,古普鲁士人即为波罗的语族中的一支,与今天的拉脱维亚、立陶宛较为相近。

经过多年的以十字军为名义的战争后,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建立起骑士团国,开始在此的天主教统治,并在基督教世界内被广泛承认在该地的封建贵族特权。

十三世纪末至十五世纪,条顿骑士团位于东南欧以及中东地区的利益在阿拉伯人、马木留克以及日后的土耳其人轮番的侵蚀之下式微。1309年,骑士团总部从地中海沿岸的威尼斯辗转至波美拉尼亚的马尔堡城堡。

马尔堡城堡

马尔堡城堡,一度为条顿骑士团总部所在地,位于今波兰马尔堡。

在将重心转移到波罗的海沿岸之后,骑士团致力于传教、平定叛乱、移民以及继续向东扩张领地和宗教的目标之上。十五世纪,扩张中的条顿骑士团国涵盖了波罗的海东南部海岸的广阔土地,建立起了东北欧的地区霸权。国内,大量移民而来的德意志人在汉萨同盟的庇护下积极地发展商业,繁荣着城市经济;而古老的普鲁士人则日渐被日耳曼人以及其他族群同化着,直到几个世纪后他们的语言和宗教消散于历史的长河中。

不满足于此的骑士团决心征服立陶宛,但后者得到波兰的支持。由于忌惮条顿骑士在东北欧的做大,波兰也早已怀揣意图找机会削弱其已久。1409年,波兰、立陶宛联盟与条顿骑士团国之间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最主要的战役要数格伦瓦德之战,骑士团惨败,于是联军更进一步展开对骑士团总部马尔堡的围攻。然而条顿骑士团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利沃尼亚骑士团的援助下守住了堡垒。1411年,交战双方签署和约,骑士团背负高额赔款,入不敷出,在此后几十年不得已增加城市与教会的赋税,引发辖内不满,埋下祸根。十五世纪中期,波兰再次击败条顿人,并割占了西普鲁士,并使骑士团国成为波兰王国的封臣。

格伦瓦德之战

波兰、立陶宛联军(另外还有罗斯人和鞑靼人的参与)在格伦瓦德之战击溃了条顿骑士团。

1510年,条顿骑士团大团长萨克森的腓特烈去世,骑士团出于希望解决西普鲁士问题的原因,推选当时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一世的外甥阿尔布雷希特任大团长一职。而阿尔布雷希特也是欧洲著名家族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是为勃兰登堡选帝侯的近亲。

阿尔布雷希特在神圣罗马帝国、波兰等地来回,但其试图拿回西普鲁士的行动收效甚微。然而其偶然结识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并深受其影响,继而在宗教信仰上发生动摇;马丁·路德也建议阿尔布雷希特将骑士团国变为世袭公国。

随后,阿尔布雷希特将领地性质改制的主意传达到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一世这边,齐格蒙特允诺了这一想法。于是,在1525年4月8日,阿尔布雷希特将条顿骑士团国世俗化为波兰王国法理下的封地——普鲁士公国,霍亨索伦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自任公爵。在公国内,阿尔布雷希特开始推行路德宗的教义,尽管这与他之前向天主教廷承诺不支持宗教改革的话背道而驰。

普鲁士公爵受封

阿尔布雷希特向齐格蒙特宣誓效忠,并接受了普鲁士公爵的新封号。

为什么德国必须拯救欧元

文/Rana Foroohar, Time, Vol.182, No.7, 2013
译/horsefaCe

Photography of  Stuttgart

欧洲正在经历着自1999年启用共同货币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经济衰退。但你或许不知道德国的斯图加特是怎么样一番景象。斯图加特是汽车的诞生地,是带动德国商品出口引擎的心脏区域,同时这也是一座被绿色山丘点缀的繁华都市,充斥其中的是繁忙的奢侈品精品店,以及许多住着富裕工程师与持家主妇的整洁有序的白色房屋。此地人均GDP高达84000美元,这个数字是柏林的两倍以上。在斯图加特,德国著名的Mittelstand企业——这个术语通常指代中小型家族经营的外贸型公司——出产着一流的汽车零配件、激光制品、高科技机械和医疗保健设备。

这些怀揣全世界难寻其右的技术的斯瓦比亚人拥有着德国最主要的中产阶级财富;Mittelstand企业雇佣了这个国家60%的工人,并创造出了德国一半以上的贸易出口。同时他们也象征着某些特定的社会与道德价值,例如节俭、保守、家庭取向与对长远的思考。“Mittelstand意思是‘我不思考下一刻,我思考的是下一代。我不尝试更便宜,我想做的是更好,’”斯图加特(州首府)所在的巴登-符腾堡州财政部长尼尔斯·施密德说,“这样的价值从企业延展到我们的社会中。”

许多斯图加特人和其他地方的德国人相信,这些价值正是欧洲其他地方的人们所渴求的事物。极少人会直截了当地说若是有更多的德国人,欧洲会变得更好——毕竟,德国人永远铭记着他们的历史——不过这种声音正从布鲁塞尔的柏林席位传出来。正因为其经济影响力,德国人即使轻声细语地说话也能传遍欧罗巴。自欧元区经济危机爆发已逾三年,作为唯一一个在世界金融风暴后享受着高经济增长和低失业率的发达国家,富裕的德国人通过欧洲央行为希腊、塞浦路斯等国家提供了730亿的紧急援助,另外还有数千亿的债务重组与刺激方案。

(至少德国之外的)喋喋不休的传统思维一直认为德国应该继续承担救助责任——在塞浦路斯、葡萄牙、西班牙或者意大利——并保持欧元的稳定。但是德国人反对这样的逻辑,争辩说自己无需为财政上过于鲁莽的邻居无休止地买单。德国人认为,假如此前欧洲跟着我们走,就不会造成危机——而如今危机造访,欧洲就应该在自救中跟着我们走。因此,不仅对于债务缠身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同时在自己家中,德国人开始推行紧缩政策。就像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时常说,德国人必须通过持续持续控制开支、削减预算和厉行节俭来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我们向整个欧洲展示我们平衡预算的决心,”施密特说,“如此是一种正确并且优良的做法。”

问题是,厉行节俭的做法并未奏效:欧洲17国在2012年的欧元总支出缩减了0.6%,今年很可能依旧会缩减。而欧元区失业率为12.2%,青年失业率更是攀升至24%。政府忙着应德国要求削减预算,却无力承担失业者再培训或是维持社会安全的开支,而这些会加剧问题的严重性。由于无法在个人和公共两方面的支出上做到削减,南欧的赤字问题愈加恶化。今年的前六个月,意大利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是GDP的2.7%,远高于去年同时期1.9%的统计数字。西班牙也在崩溃中,其税收收入与去年相比下降了近7%。

紧缩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反馈走向极端:10%的希腊学生在学校忍受饥饿。左翼政党在希腊、意大利、法国、东欧及其他一些地方获得支持。在新一轮紧缩措施上台后,游行示威,甚至暴动在欧元区内屡见不鲜。

德国在紧缩政策上的坚持导致其在欧洲诸多地方不受欢迎。最近一份皮尤民意调查显示,几乎所有欧洲主要国家都将德国放在“最不富有同情心”和“最傲慢”榜单的首位。(另外,在“最可靠”榜单上,德国也被一致地推至榜首。)

虽说德国人今日所说的正是此前七年他们一直所做的:欧洲需要整饬并减少薪资福利、削减预算、收缩债务。但这套逻辑失败的是它并未顾忌到一点:当德国过去在厉行节俭中变得富有时,其他欧洲国家在自由地花销。德国于上世纪90年代抑制薪资水平,以求加强出口带动经济增长,这在欧元区的其他地区留下了严重的衍生后果。德国人向外卖的更多,由于薪水较低进口消费也更少,其他国家却与之相反。德国人变得更富有,而其他人缠上了债务,德国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加剧了这一过程。“欧元区危机的源于德国的低薪资,而不是南欧的浪费,”一位名为约尔格·比罗的纽约州斯基德莫尔学院在最近一篇为新美国基金会撰写发表的关于为何德国加剧了欧元区危机的论文中写道。

南欧诸多开支无度国家应该管理好自己的国家财政——最突出的要数希腊。但事实是这场欧债危机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要归结于德国重商主义的经济战略。最基本的经济逻辑认为各国间经常账户余额应该相等。正是因德国对外出口在前些年过度提升,欧洲其他国家的赤字随之增长。如今,如果这些国家削减预算,节省开支,德国人就必须扩大自身的花销。然而几年来德国在抵触去做些促进国内消费有意义的事,他们没有提升大众薪资,没有降低消费税,也没有指定财政刺激措施来引导消费(理想情况中,这部分消费用以购买其他欧洲出产的商品)。

德国甚至一直在享受着欧元的货币优势,这使得其在国际市场中进行的贸易出口成本更低,尽管如此,他们却拒绝通过购买欧元债券,或是积极地推进银行业联盟的建立以使欧洲走向实质性的财政联盟,来给予这个单一货币以明确的支持。除非柏林方面能够将其财政政策强加给自己的邻居,他们可不愿在未来一体化的进程中蒙受风险——或是成本——当中。一个小型的学术团体近来成立了一个旨在反对欧元的政党,他们称,即使是受教育情况良好的德国人也只对若欧元触底会给国家带来的巨大损失所知甚少。虽说这个政党在德国的支持率目前还未及5%,它的存在已经为德国何时回归德国马克起了一个话题,而如今欧洲各国还在为保持欧元区的团结做着努力。

尽管在安宁的,被绿色山丘环绕着的斯图加特,紧缩政策和经济动荡已经显现了影响。在汽车制造巨头戴姆勒的大型总部,对于不景气的失望之情非常强烈。“卖往西欧的汽车销量已经跌回到1993年的水平,”戴姆勒的首席经济专家,尤尔根·穆勒说,他提到公司三分之一的营收正是来源于西欧。“在意大利,今年高档车的市场规模与上世纪80年代相近。”他坚定地认为政策的制定者们对于开支的限制过于严苛。“节食可没法儿塑造肌肉。修复预算最简单的方法是促增长,而不只靠节俭。”

在穆勒看来,德国必须提高本国消费才能帮助整个地区成长。这种理念的转变被许多经济学者所支持,比如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他同样认为此举能够提高欧元区的金融稳定。2000年之前,德国的年均薪资增长率是3.2%,之后的十年里这个数字是1.1%。这导致了家庭存款比例高达16%,这笔钱被德国的银行外贷至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投资房地产和其他商业项目,自然也为这些国家制造了债务泡沫。

穆勒、佩蒂斯和许多其他人认为德国应尽其所能来使欧元摆脱困境,因为欧元对于德国在全球建立竞争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欧元启用之前,德国公司使用德国马克进行货币兑换与汇率风险方面所产生的成本十分高昂。回归马克将无疑会令成本回升。德国的Bertelsmanm基金会在四月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回归德国马克的做法将使整个国家在未来13年间付出1.6兆美元的损失,从2013年至2025年间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会减半。

公平地讲,默克尔总理和她的政府深知若欧元区的崩溃,最大的受害者将会是德国。“德国有8000万人口,但这对于全球化的世界而言并不意味着什么,”德国劳工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提及,另一方面,“5亿欧洲人加在一块儿就不同了。(德国)因欧洲而强大,可不能忽视这一点。”

但是这个观点并不总是能和节俭的斯瓦比亚的Mittelstand企业家共勉,这些企业家认为南欧国家只是简单地需要向德国人学习。关于德国应该更多地成为消费市场以帮助欧洲拜托经济失衡的论点“尽是瞎扯”,尼古拉·莱宾格-卡姆勒说,作为家族企业Trumpf公司的第二代管理者,她的家族手握100%的所有权,经营着一家有着30亿销售额的位于巴登-符腾堡州的激光制品制造公司。从她临近斯图加特的办公室里透露出来的经济观点十分明确;是南欧的那些国家,而不是德国需要改变,她提到。“欧洲团结,没错——不过其他国家如果想要获得持续的成功就不得不做好自己的功课。”

Illustration of Why Germany Must Save The Euro

图片来源于该期杂志插图(部分)

节俭的品性

对于莱宾格-卡姆勒和其他许多德国人而言,成为欧洲经济困扰的替罪羊完全是一件莫名其妙之事。毕竟他们是经历了艰难改革的人们:其他人应该将他们视为榜样,而不是指责。十年前,通过一场由库尔特·施罗德总理领导的,被称为2010项目的有着一系列目标的改革,德国成功地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在削减了高工资水平和更多地使用临时工以提高灵活性之后,显著地提高了其在劳动市场中的竞争力。改革的成功还体现在德国国内公私关系方面:政府、企业和公会都相应削减了开支,事实上许多过程都由公司董事会做出决定,德国家族经验的Mittelstand企业更愿意做出长远的考虑,而不是像典型的西方跨国公司那般急于眼前利益。“十年前,德意志是欧洲的病号,”ElringKlinger公司的CEO,斯特凡·沃尔夫说。这是一家有着130年历史的斯瓦比亚出口公司,其去年的汽车销售额达到了15亿美元。“现在人们都关注着我们,看到我们漂亮的成绩,”沃尔夫说,他的观点与其他Mittelstand企业家类似,“南欧的经济必须改革。”

当你呆在斯图加特,听着Mittelstand企业如何经历着欧债危机与衰退的故事,很容易理解为何德国人对于扮演欧洲救世主和替罪羊双重身份的感受会与道德上的义愤相伴随。Mittelstand象征着企业责任的理想。思考一下Trumpf公司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营收下滑超过40%后是如何成功渡过难关的。他们并没有像任何一家美国公司那样进行裁员,莱宾格-卡姆勒动用了家族内1亿美元的资金进行自救,并与工人一同制定了灵活的时刻表以求在不裁员的前提下渡过危机。“我们的雇员当初接受降薪的条件为我们工作,”莱宾格-卡姆勒说,“我们愿意以任何价格来避免裁员,首先因为我们认为对长期的雇员应该有责任感,其次我们也知道当衰退结束后,一切会好转,我们又会变得需要工人。”

的确如此。2009年,这家公司重新崛起。在经历了危机并得到复苏后,Trumpf持续地将年营业额8%至10%的资金投入到研发部门(全球跨国公司平均水平为2%至3%)。“欧洲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蓝图,”这位CEO说,“但这却成了德国企业成功的基石。”

游戏的玩法

在斯图加特,“让德国人做德国人”的想法普遍存在。“你可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一个国家的模式,”巴登-符腾堡州的财政部长施密特说。“我们有自己的模式,出口拉动增长,对于我们而言这行之有效。”他和其他一些人明白,相较于高产量显得低得不自然的德国薪资水平到了该上涨的时候了:今年一月,在IG Metall工会抗争下薪水上涨了5%。但这进程过于缓慢。“别指望德国会接受英美模式,”戴姆勒的穆勒说。德国毕竟是少数几个保持了强大制造能力的发达国家之一,这为这个国家提供了中等收入的工作并培养了兴旺的中产阶级。

如果让德国人做德国人,那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也得做回他们自己。好比中国在此前十来年间保持的低汇率与低薪酬使得美国不得不承受高失业率和高负债一样,德国在欧洲扮演着相似的角色。全盘失控的恶性循环很可能由欧元造就,单一货币致力于取消各国独立的货币政策。南欧国家在许多年间获得了低利率的贷款,造成了一种虚假的繁荣。然而同时欧元也使这些国家背负了高企的债务,而且失去了使用货币和贸易政策来保持竞争力的能力,当金融危机降临后所有的恶果显现,佩蒂斯称,此人最近撰写了一篇题为《大失衡》的文章,概述了为何欧洲及世界的经济结构需要改变,以培育一种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

佩蒂斯在介绍完欧元后指出,“这些国家发现本国的贸易赤字戏剧般地增长,或是原本的顺差转变为严重的赤字。”戴姆勒可以尽情地与菲亚特竞争,而不用担心意大利里拉会在欧洲或世界范围内给予后者优势。德国对欧元区内其他国家的出口肆意地增长,德国公司从而壮大。

德国对拯救单一货币显得如此不热心,意味着欧元区正处在崩坏的关键点上——德国会为此付出代价。欧洲央行将大量资金注入欧洲(即使美联储已经在美国开始缩紧,最近欧洲央行的声明表示低利率的贷款还将持续开放)的一个原因在于,担心下一波债务危机的欧洲银行业皆对给予国境外贷款心存顾虑。对于欧元来说,同一个利率在德国和在葡萄牙应该是相同的。而现在,后者不得不比前者支付更多。有讽刺称德国陷入了欧洲央行的注资计划的圈套,现金正在从德意志银行转出。只有德国人可以最终解决欧元区的这场危机,方式为是由他们:a)承担任何对于保全欧元区有必要的债务重组和偿还;b)改变自己的经济模式来避免贸易失衡——最好能上述两点都可以满足。

欧洲的残局

无论怎样,这对于默克尔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挑战,她得灵巧地走在绳索上,一边向民众保证她绝不是在将钱抛给他人,另一边做些什么以保持欧元区基本的完整性。直到如今,她展现了作为德国人严谨的一面和欧洲人慷慨的一面。九月份的大选即将临近,默克尔尚保持着高支持率,非常有可能连任,未知的是将会形成什么样的联合政府。欧洲和欧洲以外的许多人都在关注着德国将会给欧元区写下怎样一份支票以换取在布鲁塞尔的财政——和最终的政治——大权。不过默克尔和她的团队声称不会在新欧洲宪法允许的情况下在布鲁塞尔建立金融委员会来介入成员国的经济事务。

问题是今日的欧洲在各个方面都停滞不前。欧盟在缺少德国强有力的领导以及明确的对联盟和单一货币财政承诺之下,难以在经济或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中进行深化。

还有一丝希望。近来,抛开重型机械和厉行节俭之外,德国开始谈及另一项出口:一个投资如葡萄牙这类国家,将德国广受赞誉的职业培训项目复制过去的全新计划。这会是重要的一步,不仅仅因为这将帮助南欧抑制青年失业的疫情扩散,同时这一举措也表明德国承认对于走出欧债危机,投资比削减预算更势在必行。德国本国的薪水最近也在上升,尽管尚不能弥补此前十余年的缓慢增长。同时,国内的一些紧急政策——如降低消费税或消费刺激计划,在欧洲其他地区萎缩之际——并不会很快出台。

如此,欧洲慢节奏的危机仍在持续,衰退在加剧。在推敲自身改革进程之后,欧盟委员会最近批准一些国家,包括法国、西班牙和和荷兰,可以继续在实现预算赤字3%的目标上获得破例权限。这样的动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套假戏。欧盟还只是个一体化尚未深入的初学者,布鲁塞尔没有实际能力去对违规者做出惩罚。而且并没有一场关于3%的目标对于未来有可能陷得愈深的区域而言是否切合实际的深入讨论——或者像德国这种贸易顺差的国家需要做些什么来力挽狂澜。很遗憾,因为真相即是如果欧元区的危机将被化解,亦并不是整个欧洲可以,或是应该,看上去像山丘环绕着的斯图加特。也许斯图加特最终看上去会像欧洲的其余地方吧。

第一次瓜分波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斯拉夫人在欧洲大陆就上好似扮演着一个孱弱的形象,反复受周遭大国欺凌,其中又以波兰人为代表。

1772年的8月5日,发生了历史上三次“瓜分波兰”中的首次。除去波兰之外,事件的其他几位主角包括普鲁士、奥地利与俄罗斯。

在三次瓜分中灭亡的波兰,实质上是由波兰与立陶宛在16世纪所组成共主联邦(因此严格地说,被欺凌的不只是西斯拉夫人,同时也包括波罗的人)。在卢布林联合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波兰立陶宛联邦一度曾是欧洲大路上幅员最为广阔,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家。这个国家也曾享有自己在政治与经济上的繁荣,在军事上,与沙俄、瑞典、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奥斯曼以及鞑靼人等近邻的摩擦争斗中亦互有胜负。

Unia Lubelska

卢布林联合,在中欧创造了一个民族、宗教多元化的贵族民主制共主联邦。

从17世纪中期始,某种欣欣向荣的态势不再属于共主联邦。城市工商资产阶级的力量受到联邦贵族以及农奴制的影响,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放缓,而随之而来的农产品贸易危机使得这个国家的经济情况持续恶化。

屋漏偏逢连夜雨,以战争为形式的内忧外患纷至沓来。1648年,乌克兰(波兰立陶宛联邦在东部的属地)的哥萨克人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在鞑靼人和俄罗斯的支持下揭竿而起,意图脱离波兰统治。

Pic I V Ivasiuk Mykola Bohdan Khmelnytskys Entry to Kyiv

起义领导者赫梅尔尼茨进入基辅,受到哥萨克贵族与当地东正教会的欢迎。

而在北边,自三十年战争期间便结下梁子的瑞典于1655年大举进犯波兰,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包括华沙在内的大片联邦土地。直到1666年战争结束之间的这段时间被称作“大洪水时代”, 可见瑞典人当时渡海而来入侵之汹涌。

内外两场争斗的结果是乌克兰等第聂伯河左岸的土地易主俄罗斯,勃兰登堡-普鲁士摆脱了与波兰的宗主与藩属关系,而波兰立陶宛联邦则一蹶不振,从此与“大国”一词告别。到18世纪初,联邦已沦落为新崛起的强权势力——俄罗斯的保护国。

Allegory of the 1st partition of Poland

一副讽刺瓜分的漫画。地图边从左至右分别是俄罗斯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奥地利大公约瑟夫二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天上驾临的天使正要把这则“和平的消息”传播出去。

另外,在波兰的西部,普鲁士王国正在不断壮大,此时刚刚通过多次征战夺得西里西亚,谋求进一步的扩张。而波兰南部的奥地利,对俄、普两头壮大的狮子提高了警惕,并保持着与其敌对和准敌对的关系。欧洲大陆西南缘的奥斯曼土耳其,在与俄罗斯在黑海沿岸的大战中落下阵来,推动了后者的强盛,也引起法兰西和奥地利强烈的关注。同时,法国人也在注意着普鲁士人的动向。普鲁士则非常关心与俄罗斯结盟以对抗共同的敌人,但也希望拉一把奥斯曼帝国,以期在之后或与俄罗斯或奥地利再战之日得到支援。

在这样的背景下,俄普奥三国都将视线转向了萎靡的波兰,毕竟扩张领土在当时而言对于所有列强而言都是一件十分有诱惑力的提案。尤其是胃动力十足的俄罗斯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频频派出使节交涉瓜分事宜。稍显不满的要数奥地利女大公玛丽亚·特蕾西亚了,其甚至提出过反对,在她看来,与其瓜分波兰壮大俄、普,不如多关心关心怎么把势力渗透到巴尔干。

意图反对俄罗斯干涉的波兰立陶宛贵族组成了“巴尔联盟”展开起义,但无济于事,不仅仅战败遭流放,也给了虎视眈眈的周边三国一个“让波兰从无政府状态回复秩序”的理由。

1769年,普鲁士与奥地利开始“接管”联邦边疆的领土。1772年8月5日,三方签署了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条约。根据协商,普鲁士获得波兰西北部波罗的海沿岸的部分,虽然面积最小,但对腓特烈二世而言战略意义非常之高,此地不仅工商贸易发展程度高,而且将曾经的飞地——东普鲁士与国土的主体连成一片(普鲁士后来施行的高关税令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商贸窒息);奥地利取得加利西亚、桑多梅日和克拉科夫的大部分,尽管这不是特蕾西亚最想要的,也总算是获利不菲;俄罗斯则吞并了联邦东北角部分的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所取得的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均最多,不过相对而言价值较低。

Rzeczpospolita Rozbiory

三次瓜分波兰示意图,其中较深三色标注了第一次瓜分中所涉及的部分。从图中可以看出,经历三次瓜分后,波兰立陶宛联邦这个国家“消失”了。

对波兰立陶宛联邦而言,第一次瓜分使其失去了此前约1/3的领土和人口。在俄罗斯的压力和诱惑之下,联邦瑟姆(议会)委员会在1773年正式承认了此次瓜分。

不过,这仅仅是个开始。二十余年后,又将有两次瓜分接踵而至,最终使这个国家在地图上被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