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Rana Foroohar, Time, Vol.182, No.13, 2013
译/horsefaCe
金融危机的爆发过去已逾五年，雷曼兄弟所遭受的灾难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尺椽片瓦般的惨状似乎已成为遥远的回忆。美国摆脱了大萧条，增长得以回归，大银行甚至创造了破记录的利润。美国政府乃至从对AIG、房利美、房地美等机构的救助中渔利。在多德-弗兰克法案授权下力推新金融政策的奥巴马内阁在保护金融体系安全的努力值得称道——这方面的工作令所有的现在或是从前危机小组成员辗转反侧。
但在热情背后，却隐藏了巨大的真相。为了继续前行，美国经济正在金融化的进程中被无情地镶嵌到华尔街深处。如今这个国家的大银行比危机前更庞大与强势，而经济中金融的比重也日趋增大。尽可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现象管中窥豹，美铝、惠普和主营零售业务的美国银行最近被从其名单中剔除，取而代之的，是重振旗鼓的投行寡头——高盛。
鉴于此，你还能坚信你的钱真的比五年前更安全吗？美国对于金融业的重建足以避免另一场危机吗？答案恐怕尚不明确，因为金融业一如既往地错综复杂。美国的金融机构在世界各地高风险衍生工具的投入上依旧显得十分自由而缺乏限制。若在欧洲发生一场危机，很有可能会令美国的某个机构备受蹂躏，掀起的余波将通过其他一些关键领域造成危害，如美国国内持有的金额高达2.7兆的货币市场基金——持有人多为商业街（Main Street，指普通大众——译者注）投资者，他们相信这些基金就如同现金一样安全。
虽说这样的脚本未必成真——许多美国银行一直在控制风险并扩充资本——但灾难仍旧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太依赖银行的自我驾驭能力，这种能力之前却并未奏效。真相是，华府于08年至09年期间对银行系统做出的迅速救助可以说卓有成效，救助使得经济避免受到更严重的冲击，而之后东山再起的银行却显得气势汹汹，于是乎对于金融业的调控以及将其与实体经济的连结就显得有些矫枉过正了。以下列出的是给予所有人在降低风险方面非常应该做的五项建议。
No.1 修复“大而不能倒”问题
当金融崩溃来袭之际，所有人都不得不被迫去面对“大而不能倒”的学说——这种观念认为一些银行规模实在太大，已经成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应不计代价地实施救援以避免系统性的灾难。但在过去几年内，批评的浪潮一波接一波涌来——从摩根大通昵称“伦敦鲸”的交易员（本名Bruno Michel Iksil，其操作的信用衍生品交易造成巨大损失——译者注）下赌注般损失的70亿美元，再到多家银行操纵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丑闻（包括摩根大通、花旗等多家欧美银行牵涉其中——译者注）所带来的启示——这些都证明了这些大型机构所创造的麻烦依然可以对经济产生广泛的影响，而华尔街对商业街的时势如以往一样漠不关心。
一家简单的银行将会是一家安全的银行。到目前为止，银行业游说团已经在打击行业后方监管工作以及缩减规模、简化复杂的流程上花费了巨资。在他们对美国金融业上不遗余力的游说下，类似多德-弗兰克法案这样被呼吁的新规则中只有约四成被成文规定。毫无疑问，银行界在抵制行业调整；社会需要他们去更多地关注实体经济，虽然收益不高，给予那些创造工作岗位的生意提供贷款资金，而不再仅仅热衷于高收益但同时也高风险的自营交易。“‘大而不能倒’问题并未就此结束，”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称，“银行们依旧是复杂而且跨国性的，甚至比危机前更庞大了。”
甚至有许多银行家接受这种说法，比如前美林证券CEO约翰·塞恩、前花旗集团领袖桑迪·威尔。多德-弗兰克法案创建了一套淘汰失败银行的路线图，然而国际性标准的缺乏意味着对于那些跨国金融机构，并没有可视之为捷径的约束方案。
更糟的是，有一些金融机构如今已到了太大而无法管理的地步，这意味着那些内部的监管保障在复杂的业务流程的重压下显得不堪重负。包括《黑天鹅》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斯坦福大学金融学教授阿纳特·阿德马蒂在内的专家都写道，银行可以通过歪曲数据来制造实际上毫无根据的预测结果，以此足以通过政府设置的应力测试。
解决方案：沃尔克法则，由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所提出的建议，法则要求将政府担保的商业贷款从那些高风险业务中抽离出来。“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在有风险性的业务与联邦政府所支持的商业贷款之间构建一道防火墙，”前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席希拉·拜尔说，“高风险的金融业务需要有市场的支撑，而不是个人存款。”这个建议明显对于限定纳税人责任方面是一项重要举措，但到目前为止，法案并未成文，几年内或不会实施。
No.2 限制杠杠
如果离开杠杠，银行将无法运转，也就是说他们将失去借到更多的钱来迅速偿还原有债务的能力。所以当一家银行被打量，有一种关键的测量方法即研究其杠杆率，这个比率会反映出银行拥有的高质量、可承受亏损的风险缓冲资金的数量，这种资产将会在其面临需要之时分散危机，消化损失。较低的杠杆还能精简业务操作；而高企的杠杆率则意味着高风险，有可能令银行无法正常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自危机以来，美国的一些大银行开始提升抵消风险的资本数量。杠杆率也从危机前的峰值略微下降。不过诸多专家提出这种幅度的降低仍远远不够。当银行在高负债比的状态下进行金融业务，倘若出现意外，对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会成倍显现。“不在限制杠杠的问题上做些什么是一种疯狂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前美联储副主席艾伦·布林德说，他的新书《音乐静止后》审视了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残存的风险所在。FDIC副主席，银行业改革主张者托马斯·洪尼格对此表示赞同，并且称华尔街所辩称的限制杠杆将会使银行贷款远离实业经济的说法是一派胡言。洪尼格在最近写给《金融时报》的专栏文章中写到：如果高企的杠杆能促进流向实业的贷款，“那么它就是通过从制造大银行，提高纳税人的支出，压榨实体经济和弱势集团来做到的。”确实有证据表明，拥有更充足资本的银行在繁荣和萧条的循环周期内更有能力来维持贷款。
斯坦福大学的阿德马蒂认为杠杠就是“那只房间里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指非常明显但不被提及的隐晦之事——译者注），他在著作《银行家的新衣》内举了一个有力的例子来说明为何银行不应大肆举债。银行们总抱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建议的法则要求他们提取出5%的资金用于防范风险，然而其他的大多数企业甚至不敢想象将相当于资产50%的钱用于借贷，更不用说95%了。“一直以来银行让我们相信，他们应当被以特殊的方式来看待，”阿德马蒂说，这种根植通常是以援引复杂的论点和使用术语行话来实现糊弄众人的目的。很值得注意的一点，银行所持有的大部分现金都属于债务：他们为他人保管的储蓄存款。阿德马蒂所希冀的调整是令银行拿出他们自己20%或30%以上的钱来投入到日常的金融业务中。“如果银行要做那些生意，”他说，“他们应该拿自己的钱去赌博。”
No.3 揭露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
沃伦·巴菲特曾经将在2008年在金融系统兴风作浪的衍生品描述为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就因为这些玩意儿允许小风险倍道兼行，并在全球范围内肆意蔓延。还记得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也译作信用违约互换，一种美国常见的金融衍生品——译者注）吗？就是它引发了次贷风险从亚利桑那一路蹦跶到冰岛。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TFC）主席加里·金斯勒一直在为了推动金融衍生品实行更严格的监管做着努力，他已将美国半数的利率掉期交易（此类衍生品位于金融危机的中心点位置）从黑暗内幕中拽出，投入到中央票据交换所。同时，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也在信息实时报告和经纪人注册的体制上做出重要的进展。然而，这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华尔街在国会、政府，以及遍布美国及海外的游说团总能在多德-弗兰克法案中开凿出些许漏洞。这些漏洞足以让银行与对冲基金继续他们那非透明、高风险的金融交易，例如国际市场上的外汇衍生品——这意味着堪比伦敦鲸甚至比其更大的鱼依旧可以潜于最深且最具风险性的金融深水之下，不为世人所知。
金斯勒曾是一位高盛的衍生品专家，并在1998年为当时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工作，正是当年，曝出操作对冲基金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恐将令美国金融崩盘的事件。罪魁祸首是其一项规模为1.25兆美元的掉期投资组合遭受亏损。金斯勒还记得当时某个周日出门前往LTCM总部进行调查的情景。“我瞬间意识到我们对这些衍生物处于金融系统的何种位置毫无所知，因为这些玩意儿在开曼群岛注册，”他说，“这感觉糟透了。”
在金斯勒的努力下，美国的金融机构如今想把脏衣服挂到加勒比地区变得更困难了。话虽如此，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依旧伴随着我们。“银行总能取得他们想要的东西。”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逊教授说。
No.4 将影子银行置于光照之下
银行之所以能成功游说，保持其松散的被监管状态，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宣称即使他们不进行那些高风险交易，其他人——比如另一家受监管更松散的对冲基金——也会做的。因此，最好将此类交易都从阴影中拽出，置于华尔街台面之上，如此那些金融家的辩词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另外有观点认为，若银行受到严格的监管，风险将会迁徙至影子银行的时间，这可真是荒谬，因为影子银行的风险早就已经存在——不管是LTCM的崩盘还是现如今炙手可热的货币市场基金都证明了这一点。后者尽管没有FDIC承保，许多美国人却都将其视为堪比现金的等价物。
实际上目前很难有什么是无风险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逊教授指出，雷曼兄弟的危机导致了至少一项基金“跌破面值”，投资者无法赎回的所有投入的钱，虽说在这个案例中大型金融机构所承受的损失要超过个人投资者，但倘若有下一回，情况也许就不是这样了。因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为了确保安全，提出了新的货币市场基金法案。不过金融界再次对此进行了反对，声称此举将推高成本，降低收益，因而导致改革步履维艰。推行的法案很有可能流产，或是被逐渐冲淡直到没人记得。“影子银行，包括像货币市场基金这样看似无害的东西，正在整个系统中传播风险与动荡，”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的领导人罗布·约翰逊说。是华尔街还是影子银行应被监管并非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两者都应该被更好地照管。
No.5 重启金融文化
银行业的创造本是为服务实体经济，而非其他的歪门邪道。但美国经济在金融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逐渐成为了华尔街的玩物，这很难让人想到银行最初简单的业务：借钱给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生意。今天，大银行们所贡献的GDP份额甚至比危机前还要高，但是他们给予个人或创造了大多数工作岗位的小企业的授信依旧趋紧。同时，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依然低于其长期预期水平。
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人被告知他们不得不为银行业的复苏添砖加瓦，以求仅存的经济成果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学术研究结果显示，在金融业飞速发展的近30年内，新行业的开拓已然停滞。银行们得到了危机救援，实业们却还在等待。诸多危机的核心问题残留下来：比如，像房利美这样的政府资助金融机构依旧占据着住房抵押贷款的近90%，这样的结构能否合理地支撑健康的私有化系统如今尚不明晰。
德克萨斯大学教授，金融危机专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思等学者担心，在一个高频贸易、全球金融的时代，为实体经济贷款变成一种相对而言缺少吸引力的业务种类。“正如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所说，‘若想要小企业发展，你就需要小银行来满足它’，” 加尔布雷思称。
这样理想的情况可不会短时间内在美国达成。但是依旧可以做些什么使得金融行业朝着其他行业需要的方向发展。首先，政府应该建立一套更为完善的体系来引导银行信用评级，这种体系不应牵扯到那些银行出钱收买的信用评级机构（危机五年来可以发现这些信用机构都不可信）。借助适当地为监管者提供报酬亦可清除华尔街和华府之间的旋转门。“我们应该大幅提升资深监管人的薪资，那样他们就不会想着——也不需要——在华尔街和公共部门之间来回折腾了，”INET的约翰逊说。诚然，为了改善监管状况以防止一场金融爆炸而造成损失，即使是通过提升开支来实现这一目的，也是物有所值。
美国政府还应该加强对金融人员实行的行为问责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与其他一些学者相信，主要银行的CEO们应为那些糟糕的金融交易于法律层面上问罪（2002年起，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就是对实业企业下了这样的规定）。“如果我们不能将某些人扔到监狱里面去，下一次有些人还会这么做的。”斯蒂格利茨说。
悲惨的现实是，自金融危机以来，许多愤世嫉俗的人在发声，例如说银行在与客户想法的方向上压了赌注，不过事实上那是完全合法的。不过其他的一些行为——包括银行家们在意识到有可能坏账的情况下发放房贷——更应被强力地控诉。更严格地进行处罚或更积极地起诉或许无法即刻弥补美国金融系统结构的缺陷，或改变7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但倘若过去的五年教会了我们一些什么东西，那么这五年所带来的损失必然将给予我们更多，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