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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

文/Surveys of Consumer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译/horsefaCe

2015年9月终值

2015年九月 2015八月 2014九月 环比增幅 同比增幅
消费者信心指数 87.2 91.9 84.6 -5.1% +3.1%
当前经济条件指数 101.2 105.1 98.9 -3.7% +2.3%
消费者预期指数 78.2 83.4 75.4 -6.2% +3.7%

指数的计算方法

消费者信心指数

测算消费者信心指数(ICS),首先须将五个指数相关问题(详见下文X1…X5)所得相关(得出的正面回应百分比减去负面回应百分比之值加上100)的分数进行计算。再将相关分数值四舍五入至整数位。利用下方公式,把五个数值相加之和除以1966年基准期值6.7558,加上2.0(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样本设计修正性常量)。

ICS = (X1+X2+X3+X4+X5)/6.7558+2.0

消费者预期指数与当前经济条件指数

利用相似的测算过程,能够计算出消费者预期指数(ICC)和当前经济条件指数(ICE)。

ICC = (X1+X5)/2.6424+2.0

ICE = (X2+X3+X4)/4.1134+2.0

指数问题

消费者信心指数(ICS)源于下列五个问题。

X1 = PAGO_R = “我们关心在近来有多少人在财务问题上相处融洽。相比较一年之前,你会认为你(以及你所生活的家庭)的财务情况是在好转还是恶化?”

X2 = PEXP_R = “现在向前看——你认为从现在开始往后一年,你(以及你所生活的家庭)在财务情况上将会好转还是恶化,或者是与目前并无二致?”

X3 = BUS12_R =”现在将目光转向整个国家的经营状况——你认为,在即将来临的十二个月内,在金融方面,我们将会过上好日子,还是坏时光,或是其他情况?”

X4 = BUS5_R =“再向前看,以下哪个选项在你看来更为可能发生——我们将有连续五年的繁荣,或是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失业和衰退,或是其他情况?”

X5 = DUR_R =“关于人们为家庭添置的大件——例如家具,冰箱、炉子、电视等等。大体上看,你认为现在是人们购置类似家庭主要物件的好时机还是差时机?”

盈余·商业·科技,Airbnb, Uber and so on

宏观经济学告诉人们,人类生产力提高后产生了盈余,继而人类将这些私有的盈余进行交换,便是商品经济的原型。

时至今天,商品经济早已经成为如今百卉千葩的社会再寻常不过的景象。进而,我们高启的消费需要和欲望正悄悄地呼唤更多的商业形式给予满足,互联网科技对服务业的改造非常显著,在近十几二十年来人们的生活中得以充分感受,这点毋庸置疑。Airbnb和Uber就是近来最被热议的互联网初创公司。而且,没错,这两家公司都利用了相似的一点模式——出售私人闲余的资源,形成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并能够为出售者换来额外的收入。

“互联网女王”玛丽·米克尔在其新出炉的《2015 年互联网趋势报告》中就点出,人们花销最大的消费领域是住宿与交通,分别占据了总花销的的33%和18%,而在创新的视角下,Airbnb与Uber正是这两个领域内目前的代表。

说到盈余一词,互联网时代本已创造出“认知盈余”的概念。借助通勤世界的工具,人类似乎已经做出令人惊诧的不求回报的认知分享,这也被认为是现在互联网信息卷帙浩繁的功臣。回归到逐利的本质,即便我们每天每夜都在坐享工业化制造出来的相对可以高质低价的商品和服务,将私人的盈余进行出售这样略有些原始形态的模式好像也并不陌生,人们早已在eBay上挂牌售卖闲置的二手物品。但那毕竟的二手用品,而且在服务的行业里类似的形式在此之前并不多见。

无论是Airbnb还是Uber,都很好地扮演了一个垂直化平台的角色:对于售卖者,严格按照标准进行准入审核,交易流程和信息需要通过平台发生;对于消费者,同样要借助平台工具找到中意的服务提供者,在此之后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评价,以充实平台对于游戏玩家的认知。

他们不仅仅有漂亮醒目的网站与标识,有方便使用的智能设备端应用程序,在制定、完善和控制规则方面也显得不遗余力。用户在体验服务上分为两个阶段,由平台承接的初始阶段和完成服务提供的后续阶段:前者的友好便捷很重要,但在品牌形成后便不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后者才是核心,也是这门服务的真正价值所在,正是由广大的自愿服务商们完成,因此显得非常非常关键,也是两门生意能否长久的命门。至少从现在来看,Airbnb和Uber在各自领域的竞争者中是做得最好的。

中国人都说要有房有车,两家伙也算应景了,虽说都是租的人家的。

用科技构建沟通双方的平台,从盈余分享的角度来奠定商业基础,这为Airbnb、Uber这样的公司树立了一套说给资本方听的相当迷人的故事,也给了他们低成本营运的模式,这种模式就像UGC之于社交网络,C2C之于网络购物,让更多的人直接性地参与到生态环境中来。

对于这两家总部同样设在旧金山的初创公司而言,目前最大的挑战恐怕是各国政策监管了(尤其是风口浪尖上的Uber),毕竟对行业的冲击以及确实存在的社会安全问题并不是一蹴而就解决的。不过这样的模式和趋势不过改变,也必将更加地便利我们的出行住宿与其他的需求,使我们在对创新有更广阔认知的同时对科技更加兴奋。

欧元的下一场危机

文/The Economist, Vol.414, No.8919, 2015
译/horsefaCe

debt crisis in Greece

图片来源互联网

政治再次在单一货币区内作祟

自从2009年下半年欧元危机爆发以来,希腊始终处于或邻近风暴的中心。希腊在2010年5月成为了首个接受纾困方案的国家;希腊也是2011年和2012年以来反复出现的自单一货币体系中退出的论调中的主题(所谓的Grexit);同时,这也是欧元区内唯一一个政府债务被重组过的国家。12月29日,希腊议会未能选出下一届总统,面临着于1月25日提前召开议会选举(本文撰写于2015年1月初,在随后的选举中,激进左翼联盟正如预测那样取得议会近半数席位——译者注)。欧元危机正在步入全新的且更加危机四伏的章节,而且,希腊发现自己再一次处在聚光灯下。

单日内,雅典的证券市场下挫接近5%,银行股跌幅更为严重,而希腊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猛涨至2014年以来的最高位至9.5%(超过意大利同类债券7个点位),这令投资者们立时瞠目结舌。引起集体性动荡的原因在于民调显示大选很可能由激进左翼联盟赢得,这是一个由阿列克西斯·齐普拉斯领导的主张民粹主义的左翼政党。尽管齐普拉斯称他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内,他也指出主张废除附属在救助方案中的大多数条件:他将结束紧缩,转变此前在最低工资标准和公共开支上的的削减政策,叫停国有资产出售计划,并寻求免去履行多数政府债务的方案。此般看来,希腊在继续其留在单一货币市场的问题上处于尴尬处境。

由此,提前召开的大选或将在希腊掀起一场新的危机,而引发的后续结果尚不明朗。许多投资者似乎将赌注压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兰西人身上,认为他们会一边偷看雅典发生的灾难,顿感不寒而栗,一边恪守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为他们制定的节衣缩食计划。但是此举恐怕太过于乐观。很难相信一旦希腊爆发危机,骚乱不会蔓延至欧元区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在默克尔的药方被广泛认为弊大于利的情况之下。

希腊的初一

过去的14个月以来,激进左翼联盟都在民调中一路领先于任期即将结束的总理安东尼斯·萨马拉斯所领导的新民主党。即便眼下经济恢复增长,但鉴于GDP自2010年已缩水近20%以及失业率仍处于26%的高位,希腊选民们的愤怒也就显得情有可原了。最近几周,调查显示激进左翼联盟的领先幅度有所收窄,不过就算其未能赢得议会绝大多数席位,齐普拉斯亦能够在选举后寄希望于组建联合政府。这一回,默克尔依旧会如同2012年那样呼吁希腊选民做出明智的选择。

以激进左翼联盟的政策看来,不确定和矛盾已经是他们所能代表的最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则是鲁莽的民粹主义。一方面,齐普拉斯已撤回其一度表现出对希腊欧元成员国席位的敌意,并淡化了他曾做出的过分的承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依然认为自己能够去掉在两次连续的纾困方案中由债权国强加在希腊身上的苛刻条件。在他的理解中,希腊经济持续处于恢复状态,如今实现了基本预算盈余(即指在支付债务利息前);另外他也认为欧元区其他国家会像他们之前那样轻易地做出让步。以上两点考量都显得轻率。

理论上,如若不再依靠外界资本流入,增长的经济和基本盈余看似可以帮助这个国家摆脱其沉重的债务。可是以希腊目前的经济水平来看,重建自身竞争力上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何况齐普拉斯的经济方案本就会使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大幅放缓。在2011年和2012年,由于害怕发生Grexit,欧盟的一些领导人愿意以任何的代价避免其发生,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不太可能如此。欧元区建立了一套防传染抵御机制,使得退出这样的举动更须经过深思熟虑。一系列的举措正在改善欧元区的结构,包括一个新的纾困基金的建立,欧洲央行开始承担最终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指现代银行制度下中央银行在流动性不足的危机前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的角色——译者注)的角色,以及部分区域银行业联盟的形成。另外,多数接受纾困计划的国家与周边国家都在复苏,失业率也有下降的趋势。

欧洲的雷曼时刻?

无论是希腊还是欧元区,都无法承担一场胆小鬼博弈(the game of chicken,博弈论经典模型,指竞争双方均不愿向对方屈服的场景,或造成两者皆无法受益的情况——译者注)所能造成的可怕后果。即便对Grexit的发生有所准备,倘若发生,依旧是危险且后果难以预估的事情。有人担心2008年9月发生的雷曼兄弟危机就是前车之鉴。当时,人们普遍预计全球金融系统足够强健,不会因为单单一家投资银行破产而遭受影响。现在,投资者们相信一些深受失业率困扰的国家仍有机会反弹,比如法国——尽管该国总统创下了受欢迎程度的新低,还有意大利——其国内经济情况以不变价格计算为新世纪14年来最糟糕的一年(相比较,甚至现在希腊的GDP都要高于1999年水平)。

停滞不前的境遇揭示着触发警戒的更深层次原因。欧元区持续黯淡的经济表现使得这个单一货币区域正在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只要债权国(主要指德国)坚持以预算至上并否决一切货币与财政刺激方案,短期内欧元区的经济表现似乎并无法改善。更糟糕的是,由于通膨率目前处在危险的低位,欧元区正面临着数年内坠入通货紧缩与经济停滞——类似九十年代的日本——那样令人担忧的境地中。欧洲大陆的领导者们在推行体制改革中遭遇了困境,因而未能有效改善经济竞争力。当选民看不到希望时,他们会更倾向于把选票投给民粹主义——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只会在希腊发生。

随着2015年的到来,大多数欧洲领导人认为欧元危机正在消散。早先举行的希腊大选显示出这种乐观来得过早。左派或右派的民粹主义政党正在展开针对欧元的新一轮攻势,这一态势在多国持续升温——西班牙当前支持率最高的“我们能”党非常欢迎齐普拉斯在希腊获得胜利,他们宣布将参加今年的大选。比较讽刺的是,当一国开始显现出复苏迹象的时候,也正是其国内民众满腹牢骚最盛之时。和雅典一样,柏林方面对此也应该谨慎对待。

别滑滚轮了,来卖场多绕两圈——宜家

IKEA

图片来源互联网

网购的狂欢节又将到来,商家们都磨刀霍霍,把批量的人群引到小小的屏幕前,号称可以令你在浏览了足够海量的图片和文字之后,得到一切。

宜家并不在此列。

越来越多受人青睐的品牌将他们的店铺搬到了互联网上,无论是在天猫、京东上开直营网店,还是自建一套信息支付系统在官方网站上开张,这年头总有越来越多的人会透过这些个渠道掏腰包购物。

宜家也没有这么做。

为什么我要拿宜家说事?很明显,我仰慕这个品牌及其产品时日已久,但是在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居住在一个远离宜家卖场的地方。一段时间以来,我非常想购买一幅奥兰达系列的装饰画,但这期间都没有什么机会去上海或者宁波;去年,我通过网络四起的“代购”买过两盏宜家的吸顶灯,不过还是没有能够买到那幅装饰画,理由是此画带有玻璃成分,物流有风险,中间商们拒绝代购。

因此,总的来说,我对宜家不开展网络渠道销售的“不作为”愤愤然,毕竟整个国家也只有十来个城市建有卖场,太不给广大消费者面子了。

直到最近去了一趟宜家的卖场,我才意识到宜家为什么不愿意将主场搬离那占地庞大的房子。

和服饰、食品、日用品等等其他多数零售商品不同,作为一家家居产品的售卖者,宜家的家具很多都是体积庞大、重量鲜明的大家伙,它们的特点使得这一众的商品在运达消费者手中的过程不能简单地依靠如今被服饰、食品、日用品调教得训练有素的快递业来完成。在网络上购买过桌子、床、书架这样的大件家具的人会对俗称“物流”的货运公司有所体会,这种大多由私人货车承载的中小型物流企业在地域覆盖、时效保障、服务质量乃至成本付出的维度上并不能以快递业的标准去衡量——毕竟货运公司在宏观市场的业务需求也并不在此。

在淘宝的时候我曾经接触针对卖家的反作弊。淘宝卖家在刷虚假销量的过程中,比较蹩脚和愚蠢的一种方式是在物流配送方式上填写如非常生僻的物流品牌名,于是淘宝反作弊算法中专门有一条抓这类的规则。但是在甄别过程中,这条规则会对对象为大件家具的商品“网开一面”,调入订单的其他因素再进行判别,原因也正是大件家具在物流配送上的特殊性。

扯远了,言归正传。既然采取第三方配送的方式存在问题,那宜家能否自建物流来加以解决呢?考虑到宜家本就是一家玩转供应链,还时常接触地皮、仓储的企业,想必如果有不菲的回报,略微多付出一些成本,构建一支强大的配送物流覆盖主要市场所在地区也不是难事。实际上宜家也拥有可提供送货上门(及安装等)的服务,只不过仅仅将其作为“如您需要,只需支付合理费用,即可……”的到店消费者附属服务。不然也不会在网站的相关解释位置也只标注“更多信息请咨询宜家工作人员”的字眼了。

如果仅说物流是宜家不得已的苦衷,那么你就错了。主观上,宜家一定非常真心地希望你去卖场里转一转,当然这可不是因为“我们花了钱买了这么大一块地盖房子,你总得来光顾一趟吧”这样的缘由。

知乎上曾经有人点出买宜家的商品不应该简单地看上哪件拣了就走,还得学会去领略单品在整体陈设上所做的精心布置,否则买回家的单品在一个糟糕的搭配下未必能物尽其值。

诚然,在宜家的卖场里,沙发、帘子、吊灯、壁橱是以一套又一套的整体来展现的,在参观者眼中独特的美感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就算如今这样整体的视觉效果能在数字化屏幕上以图片或更加复杂精致的方式呈现,那种对质感的触觉,坐一坐的尝试总不能替代性地完成吧?我去过一次宜家卖场之后,总觉得网站上那种单纯的商品页面在信息传递上很无力。也难怪乎宜家卖场在导购路线上布置成“走完这个空间的最远路程”,丰富的商品令光顾者眼花缭乱,还有点容易迷路其间。

另外,如果还要找点什么理由出来,我会扯一点对瑞典人固有的偏执印象。相较于美国、日本和第三世界,欧洲的标签大概就是“后工业化+慢节奏”了;而北欧在欧洲内又是这个特点的典型,有时候宜家会给我这种感觉,有些慢吞吞的布局。虽说《宜家指南》已经从纸张走向数字化了,最近还推出了移动端应用,好歹也摆出点小件的物事在网上卖嘛!

旁敲侧击,美利坚金融改革

文/Rana Foroohar, Time, Vol.182, No.13, 2013
译/horsefaCe

Wall Street

金融危机的爆发过去已逾五年,雷曼兄弟所遭受的灾难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尺椽片瓦般的惨状似乎已成为遥远的回忆。美国摆脱了大萧条,增长得以回归,大银行甚至创造了破记录的利润。美国政府乃至从对AIG、房利美、房地美等机构的救助中渔利。在多德-弗兰克法案授权下力推新金融政策的奥巴马内阁在保护金融体系安全的努力值得称道——这方面的工作令所有的现在或是从前危机小组成员辗转反侧。

但在热情背后,却隐藏了巨大的真相。为了继续前行,美国经济正在金融化的进程中被无情地镶嵌到华尔街深处。如今这个国家的大银行比危机前更庞大与强势,而经济中金融的比重也日趋增大。尽可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现象管中窥豹,美铝、惠普和主营零售业务的美国银行最近被从其名单中剔除,取而代之的,是重振旗鼓的投行寡头——高盛。

鉴于此,你还能坚信你的钱真的比五年前更安全吗?美国对于金融业的重建足以避免另一场危机吗?答案恐怕尚不明确,因为金融业一如既往地错综复杂。美国的金融机构在世界各地高风险衍生工具的投入上依旧显得十分自由而缺乏限制。若在欧洲发生一场危机,很有可能会令美国的某个机构备受蹂躏,掀起的余波将通过其他一些关键领域造成危害,如美国国内持有的金额高达2.7兆的货币市场基金——持有人多为商业街(Main Street,指普通大众——译者注)投资者,他们相信这些基金就如同现金一样安全。

虽说这样的脚本未必成真——许多美国银行一直在控制风险并扩充资本——但灾难仍旧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太依赖银行的自我驾驭能力,这种能力之前却并未奏效。真相是,华府于08年至09年期间对银行系统做出的迅速救助可以说卓有成效,救助使得经济避免受到更严重的冲击,而之后东山再起的银行却显得气势汹汹,于是乎对于金融业的调控以及将其与实体经济的连结就显得有些矫枉过正了。以下列出的是给予所有人在降低风险方面非常应该做的五项建议。

No.1 修复“大而不能倒”问题

当金融崩溃来袭之际,所有人都不得不被迫去面对“大而不能倒”的学说——这种观念认为一些银行规模实在太大,已经成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应不计代价地实施救援以避免系统性的灾难。但在过去几年内,批评的浪潮一波接一波涌来——从摩根大通昵称“伦敦鲸”的交易员(本名Bruno Michel Iksil,其操作的信用衍生品交易造成巨大损失——译者注)下赌注般损失的70亿美元,再到多家银行操纵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丑闻(包括摩根大通、花旗等多家欧美银行牵涉其中——译者注)所带来的启示——这些都证明了这些大型机构所创造的麻烦依然可以对经济产生广泛的影响,而华尔街对商业街的时势如以往一样漠不关心。

一家简单的银行将会是一家安全的银行。到目前为止,银行业游说团已经在打击行业后方监管工作以及缩减规模、简化复杂的流程上花费了巨资。在他们对美国金融业上不遗余力的游说下,类似多德-弗兰克法案这样被呼吁的新规则中只有约四成被成文规定。毫无疑问,银行界在抵制行业调整;社会需要他们去更多地关注实体经济,虽然收益不高,给予那些创造工作岗位的生意提供贷款资金,而不再仅仅热衷于高收益但同时也高风险的自营交易。“‘大而不能倒’问题并未就此结束,”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称,“银行们依旧是复杂而且跨国性的,甚至比危机前更庞大了。”

甚至有许多银行家接受这种说法,比如前美林证券CEO约翰·塞恩、前花旗集团领袖桑迪·威尔。多德-弗兰克法案创建了一套淘汰失败银行的路线图,然而国际性标准的缺乏意味着对于那些跨国金融机构,并没有可视之为捷径的约束方案。

更糟的是,有一些金融机构如今已到了太大而无法管理的地步,这意味着那些内部的监管保障在复杂的业务流程的重压下显得不堪重负。包括《黑天鹅》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斯坦福大学金融学教授阿纳特·阿德马蒂在内的专家都写道,银行可以通过歪曲数据来制造实际上毫无根据的预测结果,以此足以通过政府设置的应力测试。

解决方案:沃尔克法则,由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所提出的建议,法则要求将政府担保的商业贷款从那些高风险业务中抽离出来。“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在有风险性的业务与联邦政府所支持的商业贷款之间构建一道防火墙,”前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席希拉·拜尔说,“高风险的金融业务需要有市场的支撑,而不是个人存款。”这个建议明显对于限定纳税人责任方面是一项重要举措,但到目前为止,法案并未成文,几年内或不会实施。

No.2 限制杠杠

如果离开杠杠,银行将无法运转,也就是说他们将失去借到更多的钱来迅速偿还原有债务的能力。所以当一家银行被打量,有一种关键的测量方法即研究其杠杆率,这个比率会反映出银行拥有的高质量、可承受亏损的风险缓冲资金的数量,这种资产将会在其面临需要之时分散危机,消化损失。较低的杠杆还能精简业务操作;而高企的杠杆率则意味着高风险,有可能令银行无法正常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自危机以来,美国的一些大银行开始提升抵消风险的资本数量。杠杆率也从危机前的峰值略微下降。不过诸多专家提出这种幅度的降低仍远远不够。当银行在高负债比的状态下进行金融业务,倘若出现意外,对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会成倍显现。“不在限制杠杠的问题上做些什么是一种疯狂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前美联储副主席艾伦·布林德说,他的新书《音乐静止后》审视了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残存的风险所在。FDIC副主席,银行业改革主张者托马斯·洪尼格对此表示赞同,并且称华尔街所辩称的限制杠杆将会使银行贷款远离实业经济的说法是一派胡言。洪尼格在最近写给《金融时报》的专栏文章中写到:如果高企的杠杆能促进流向实业的贷款,“那么它就是通过从制造大银行,提高纳税人的支出,压榨实体经济和弱势集团来做到的。”确实有证据表明,拥有更充足资本的银行在繁荣和萧条的循环周期内更有能力来维持贷款。

斯坦福大学的阿德马蒂认为杠杠就是“那只房间里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指非常明显但不被提及的隐晦之事——译者注),他在著作《银行家的新衣》内举了一个有力的例子来说明为何银行不应大肆举债。银行们总抱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建议的法则要求他们提取出5%的资金用于防范风险,然而其他的大多数企业甚至不敢想象将相当于资产50%的钱用于借贷,更不用说95%了。“一直以来银行让我们相信,他们应当被以特殊的方式来看待,”阿德马蒂说,这种根植通常是以援引复杂的论点和使用术语行话来实现糊弄众人的目的。很值得注意的一点,银行所持有的大部分现金都属于债务:他们为他人保管的储蓄存款。阿德马蒂所希冀的调整是令银行拿出他们自己20%或30%以上的钱来投入到日常的金融业务中。“如果银行要做那些生意,”他说,“他们应该拿自己的钱去赌博。”

No.3 揭露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

沃伦·巴菲特曾经将在2008年在金融系统兴风作浪的衍生品描述为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就因为这些玩意儿允许小风险倍道兼行,并在全球范围内肆意蔓延。还记得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也译作信用违约互换,一种美国常见的金融衍生品——译者注)吗?就是它引发了次贷风险从亚利桑那一路蹦跶到冰岛。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TFC)主席加里·金斯勒一直在为了推动金融衍生品实行更严格的监管做着努力,他已将美国半数的利率掉期交易(此类衍生品位于金融危机的中心点位置)从黑暗内幕中拽出,投入到中央票据交换所。同时,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也在信息实时报告和经纪人注册的体制上做出重要的进展。然而,这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华尔街在国会、政府,以及遍布美国及海外的游说团总能在多德-弗兰克法案中开凿出些许漏洞。这些漏洞足以让银行与对冲基金继续他们那非透明、高风险的金融交易,例如国际市场上的外汇衍生品——这意味着堪比伦敦鲸甚至比其更大的鱼依旧可以潜于最深且最具风险性的金融深水之下,不为世人所知。

金斯勒曾是一位高盛的衍生品专家,并在1998年为当时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工作,正是当年,曝出操作对冲基金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恐将令美国金融崩盘的事件。罪魁祸首是其一项规模为1.25兆美元的掉期投资组合遭受亏损。金斯勒还记得当时某个周日出门前往LTCM总部进行调查的情景。“我瞬间意识到我们对这些衍生物处于金融系统的何种位置毫无所知,因为这些玩意儿在开曼群岛注册,”他说,“这感觉糟透了。”

在金斯勒的努力下,美国的金融机构如今想把脏衣服挂到加勒比地区变得更困难了。话虽如此,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依旧伴随着我们。“银行总能取得他们想要的东西。”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逊教授说。

No.4 将影子银行置于光照之下

银行之所以能成功游说,保持其松散的被监管状态,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宣称即使他们不进行那些高风险交易,其他人——比如另一家受监管更松散的对冲基金——也会做的。因此,最好将此类交易都从阴影中拽出,置于华尔街台面之上,如此那些金融家的辩词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另外有观点认为,若银行受到严格的监管,风险将会迁徙至影子银行的时间,这可真是荒谬,因为影子银行的风险早就已经存在——不管是LTCM的崩盘还是现如今炙手可热的货币市场基金都证明了这一点。后者尽管没有FDIC承保,许多美国人却都将其视为堪比现金的等价物。

实际上目前很难有什么是无风险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逊教授指出,雷曼兄弟的危机导致了至少一项基金“跌破面值”,投资者无法赎回的所有投入的钱,虽说在这个案例中大型金融机构所承受的损失要超过个人投资者,但倘若有下一回,情况也许就不是这样了。因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为了确保安全,提出了新的货币市场基金法案。不过金融界再次对此进行了反对,声称此举将推高成本,降低收益,因而导致改革步履维艰。推行的法案很有可能流产,或是被逐渐冲淡直到没人记得。“影子银行,包括像货币市场基金这样看似无害的东西,正在整个系统中传播风险与动荡,”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的领导人罗布·约翰逊说。是华尔街还是影子银行应被监管并非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两者都应该被更好地照管。

No.5 重启金融文化

银行业的创造本是为服务实体经济,而非其他的歪门邪道。但美国经济在金融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逐渐成为了华尔街的玩物,这很难让人想到银行最初简单的业务:借钱给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生意。今天,大银行们所贡献的GDP份额甚至比危机前还要高,但是他们给予个人或创造了大多数工作岗位的小企业的授信依旧趋紧。同时,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依然低于其长期预期水平。

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人被告知他们不得不为银行业的复苏添砖加瓦,以求仅存的经济成果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学术研究结果显示,在金融业飞速发展的近30年内,新行业的开拓已然停滞。银行们得到了危机救援,实业们却还在等待。诸多危机的核心问题残留下来:比如,像房利美这样的政府资助金融机构依旧占据着住房抵押贷款的近90%,这样的结构能否合理地支撑健康的私有化系统如今尚不明晰。

德克萨斯大学教授,金融危机专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思等学者担心,在一个高频贸易、全球金融的时代,为实体经济贷款变成一种相对而言缺少吸引力的业务种类。“正如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所说,‘若想要小企业发展,你就需要小银行来满足它’,” 加尔布雷思称。

这样理想的情况可不会短时间内在美国达成。但是依旧可以做些什么使得金融行业朝着其他行业需要的方向发展。首先,政府应该建立一套更为完善的体系来引导银行信用评级,这种体系不应牵扯到那些银行出钱收买的信用评级机构(危机五年来可以发现这些信用机构都不可信)。借助适当地为监管者提供报酬亦可清除华尔街和华府之间的旋转门。“我们应该大幅提升资深监管人的薪资,那样他们就不会想着——也不需要——在华尔街和公共部门之间来回折腾了,”INET的约翰逊说。诚然,为了改善监管状况以防止一场金融爆炸而造成损失,即使是通过提升开支来实现这一目的,也是物有所值。

美国政府还应该加强对金融人员实行的行为问责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与其他一些学者相信,主要银行的CEO们应为那些糟糕的金融交易于法律层面上问罪(2002年起,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就是对实业企业下了这样的规定)。“如果我们不能将某些人扔到监狱里面去,下一次有些人还会这么做的。”斯蒂格利茨说。

悲惨的现实是,自金融危机以来,许多愤世嫉俗的人在发声,例如说银行在与客户想法的方向上压了赌注,不过事实上那是完全合法的。不过其他的一些行为——包括银行家们在意识到有可能坏账的情况下发放房贷——更应被强力地控诉。更严格地进行处罚或更积极地起诉或许无法即刻弥补美国金融系统结构的缺陷,或改变7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但倘若过去的五年教会了我们一些什么东西,那么这五年所带来的损失必然将给予我们更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