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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

文/Surveys of Consumer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译/horsefaCe

2015年9月终值

2015年九月 2015八月 2014九月 环比增幅 同比增幅
消费者信心指数 87.2 91.9 84.6 -5.1% +3.1%
当前经济条件指数 101.2 105.1 98.9 -3.7% +2.3%
消费者预期指数 78.2 83.4 75.4 -6.2% +3.7%

指数的计算方法

消费者信心指数

测算消费者信心指数(ICS),首先须将五个指数相关问题(详见下文X1…X5)所得相关(得出的正面回应百分比减去负面回应百分比之值加上100)的分数进行计算。再将相关分数值四舍五入至整数位。利用下方公式,把五个数值相加之和除以1966年基准期值6.7558,加上2.0(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样本设计修正性常量)。

ICS = (X1+X2+X3+X4+X5)/6.7558+2.0

消费者预期指数与当前经济条件指数

利用相似的测算过程,能够计算出消费者预期指数(ICC)和当前经济条件指数(ICE)。

ICC = (X1+X5)/2.6424+2.0

ICE = (X2+X3+X4)/4.1134+2.0

指数问题

消费者信心指数(ICS)源于下列五个问题。

X1 = PAGO_R = “我们关心在近来有多少人在财务问题上相处融洽。相比较一年之前,你会认为你(以及你所生活的家庭)的财务情况是在好转还是恶化?”

X2 = PEXP_R = “现在向前看——你认为从现在开始往后一年,你(以及你所生活的家庭)在财务情况上将会好转还是恶化,或者是与目前并无二致?”

X3 = BUS12_R =”现在将目光转向整个国家的经营状况——你认为,在即将来临的十二个月内,在金融方面,我们将会过上好日子,还是坏时光,或是其他情况?”

X4 = BUS5_R =“再向前看,以下哪个选项在你看来更为可能发生——我们将有连续五年的繁荣,或是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失业和衰退,或是其他情况?”

X5 = DUR_R =“关于人们为家庭添置的大件——例如家具,冰箱、炉子、电视等等。大体上看,你认为现在是人们购置类似家庭主要物件的好时机还是差时机?”

欧元的下一场危机

文/The Economist, Vol.414, No.8919, 2015
译/horsefaCe

debt crisis in Greece

图片来源互联网

政治再次在单一货币区内作祟

自从2009年下半年欧元危机爆发以来,希腊始终处于或邻近风暴的中心。希腊在2010年5月成为了首个接受纾困方案的国家;希腊也是2011年和2012年以来反复出现的自单一货币体系中退出的论调中的主题(所谓的Grexit);同时,这也是欧元区内唯一一个政府债务被重组过的国家。12月29日,希腊议会未能选出下一届总统,面临着于1月25日提前召开议会选举(本文撰写于2015年1月初,在随后的选举中,激进左翼联盟正如预测那样取得议会近半数席位——译者注)。欧元危机正在步入全新的且更加危机四伏的章节,而且,希腊发现自己再一次处在聚光灯下。

单日内,雅典的证券市场下挫接近5%,银行股跌幅更为严重,而希腊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猛涨至2014年以来的最高位至9.5%(超过意大利同类债券7个点位),这令投资者们立时瞠目结舌。引起集体性动荡的原因在于民调显示大选很可能由激进左翼联盟赢得,这是一个由阿列克西斯·齐普拉斯领导的主张民粹主义的左翼政党。尽管齐普拉斯称他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内,他也指出主张废除附属在救助方案中的大多数条件:他将结束紧缩,转变此前在最低工资标准和公共开支上的的削减政策,叫停国有资产出售计划,并寻求免去履行多数政府债务的方案。此般看来,希腊在继续其留在单一货币市场的问题上处于尴尬处境。

由此,提前召开的大选或将在希腊掀起一场新的危机,而引发的后续结果尚不明朗。许多投资者似乎将赌注压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兰西人身上,认为他们会一边偷看雅典发生的灾难,顿感不寒而栗,一边恪守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为他们制定的节衣缩食计划。但是此举恐怕太过于乐观。很难相信一旦希腊爆发危机,骚乱不会蔓延至欧元区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在默克尔的药方被广泛认为弊大于利的情况之下。

希腊的初一

过去的14个月以来,激进左翼联盟都在民调中一路领先于任期即将结束的总理安东尼斯·萨马拉斯所领导的新民主党。即便眼下经济恢复增长,但鉴于GDP自2010年已缩水近20%以及失业率仍处于26%的高位,希腊选民们的愤怒也就显得情有可原了。最近几周,调查显示激进左翼联盟的领先幅度有所收窄,不过就算其未能赢得议会绝大多数席位,齐普拉斯亦能够在选举后寄希望于组建联合政府。这一回,默克尔依旧会如同2012年那样呼吁希腊选民做出明智的选择。

以激进左翼联盟的政策看来,不确定和矛盾已经是他们所能代表的最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则是鲁莽的民粹主义。一方面,齐普拉斯已撤回其一度表现出对希腊欧元成员国席位的敌意,并淡化了他曾做出的过分的承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依然认为自己能够去掉在两次连续的纾困方案中由债权国强加在希腊身上的苛刻条件。在他的理解中,希腊经济持续处于恢复状态,如今实现了基本预算盈余(即指在支付债务利息前);另外他也认为欧元区其他国家会像他们之前那样轻易地做出让步。以上两点考量都显得轻率。

理论上,如若不再依靠外界资本流入,增长的经济和基本盈余看似可以帮助这个国家摆脱其沉重的债务。可是以希腊目前的经济水平来看,重建自身竞争力上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何况齐普拉斯的经济方案本就会使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大幅放缓。在2011年和2012年,由于害怕发生Grexit,欧盟的一些领导人愿意以任何的代价避免其发生,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不太可能如此。欧元区建立了一套防传染抵御机制,使得退出这样的举动更须经过深思熟虑。一系列的举措正在改善欧元区的结构,包括一个新的纾困基金的建立,欧洲央行开始承担最终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指现代银行制度下中央银行在流动性不足的危机前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的角色——译者注)的角色,以及部分区域银行业联盟的形成。另外,多数接受纾困计划的国家与周边国家都在复苏,失业率也有下降的趋势。

欧洲的雷曼时刻?

无论是希腊还是欧元区,都无法承担一场胆小鬼博弈(the game of chicken,博弈论经典模型,指竞争双方均不愿向对方屈服的场景,或造成两者皆无法受益的情况——译者注)所能造成的可怕后果。即便对Grexit的发生有所准备,倘若发生,依旧是危险且后果难以预估的事情。有人担心2008年9月发生的雷曼兄弟危机就是前车之鉴。当时,人们普遍预计全球金融系统足够强健,不会因为单单一家投资银行破产而遭受影响。现在,投资者们相信一些深受失业率困扰的国家仍有机会反弹,比如法国——尽管该国总统创下了受欢迎程度的新低,还有意大利——其国内经济情况以不变价格计算为新世纪14年来最糟糕的一年(相比较,甚至现在希腊的GDP都要高于1999年水平)。

停滞不前的境遇揭示着触发警戒的更深层次原因。欧元区持续黯淡的经济表现使得这个单一货币区域正在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只要债权国(主要指德国)坚持以预算至上并否决一切货币与财政刺激方案,短期内欧元区的经济表现似乎并无法改善。更糟糕的是,由于通膨率目前处在危险的低位,欧元区正面临着数年内坠入通货紧缩与经济停滞——类似九十年代的日本——那样令人担忧的境地中。欧洲大陆的领导者们在推行体制改革中遭遇了困境,因而未能有效改善经济竞争力。当选民看不到希望时,他们会更倾向于把选票投给民粹主义——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只会在希腊发生。

随着2015年的到来,大多数欧洲领导人认为欧元危机正在消散。早先举行的希腊大选显示出这种乐观来得过早。左派或右派的民粹主义政党正在展开针对欧元的新一轮攻势,这一态势在多国持续升温——西班牙当前支持率最高的“我们能”党非常欢迎齐普拉斯在希腊获得胜利,他们宣布将参加今年的大选。比较讽刺的是,当一国开始显现出复苏迹象的时候,也正是其国内民众满腹牢骚最盛之时。和雅典一样,柏林方面对此也应该谨慎对待。

旁敲侧击,美利坚金融改革

文/Rana Foroohar, Time, Vol.182, No.13, 2013
译/horsefaCe

Wall Street

金融危机的爆发过去已逾五年,雷曼兄弟所遭受的灾难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尺椽片瓦般的惨状似乎已成为遥远的回忆。美国摆脱了大萧条,增长得以回归,大银行甚至创造了破记录的利润。美国政府乃至从对AIG、房利美、房地美等机构的救助中渔利。在多德-弗兰克法案授权下力推新金融政策的奥巴马内阁在保护金融体系安全的努力值得称道——这方面的工作令所有的现在或是从前危机小组成员辗转反侧。

但在热情背后,却隐藏了巨大的真相。为了继续前行,美国经济正在金融化的进程中被无情地镶嵌到华尔街深处。如今这个国家的大银行比危机前更庞大与强势,而经济中金融的比重也日趋增大。尽可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现象管中窥豹,美铝、惠普和主营零售业务的美国银行最近被从其名单中剔除,取而代之的,是重振旗鼓的投行寡头——高盛。

鉴于此,你还能坚信你的钱真的比五年前更安全吗?美国对于金融业的重建足以避免另一场危机吗?答案恐怕尚不明确,因为金融业一如既往地错综复杂。美国的金融机构在世界各地高风险衍生工具的投入上依旧显得十分自由而缺乏限制。若在欧洲发生一场危机,很有可能会令美国的某个机构备受蹂躏,掀起的余波将通过其他一些关键领域造成危害,如美国国内持有的金额高达2.7兆的货币市场基金——持有人多为商业街(Main Street,指普通大众——译者注)投资者,他们相信这些基金就如同现金一样安全。

虽说这样的脚本未必成真——许多美国银行一直在控制风险并扩充资本——但灾难仍旧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太依赖银行的自我驾驭能力,这种能力之前却并未奏效。真相是,华府于08年至09年期间对银行系统做出的迅速救助可以说卓有成效,救助使得经济避免受到更严重的冲击,而之后东山再起的银行却显得气势汹汹,于是乎对于金融业的调控以及将其与实体经济的连结就显得有些矫枉过正了。以下列出的是给予所有人在降低风险方面非常应该做的五项建议。

No.1 修复“大而不能倒”问题

当金融崩溃来袭之际,所有人都不得不被迫去面对“大而不能倒”的学说——这种观念认为一些银行规模实在太大,已经成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应不计代价地实施救援以避免系统性的灾难。但在过去几年内,批评的浪潮一波接一波涌来——从摩根大通昵称“伦敦鲸”的交易员(本名Bruno Michel Iksil,其操作的信用衍生品交易造成巨大损失——译者注)下赌注般损失的70亿美元,再到多家银行操纵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丑闻(包括摩根大通、花旗等多家欧美银行牵涉其中——译者注)所带来的启示——这些都证明了这些大型机构所创造的麻烦依然可以对经济产生广泛的影响,而华尔街对商业街的时势如以往一样漠不关心。

一家简单的银行将会是一家安全的银行。到目前为止,银行业游说团已经在打击行业后方监管工作以及缩减规模、简化复杂的流程上花费了巨资。在他们对美国金融业上不遗余力的游说下,类似多德-弗兰克法案这样被呼吁的新规则中只有约四成被成文规定。毫无疑问,银行界在抵制行业调整;社会需要他们去更多地关注实体经济,虽然收益不高,给予那些创造工作岗位的生意提供贷款资金,而不再仅仅热衷于高收益但同时也高风险的自营交易。“‘大而不能倒’问题并未就此结束,”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称,“银行们依旧是复杂而且跨国性的,甚至比危机前更庞大了。”

甚至有许多银行家接受这种说法,比如前美林证券CEO约翰·塞恩、前花旗集团领袖桑迪·威尔。多德-弗兰克法案创建了一套淘汰失败银行的路线图,然而国际性标准的缺乏意味着对于那些跨国金融机构,并没有可视之为捷径的约束方案。

更糟的是,有一些金融机构如今已到了太大而无法管理的地步,这意味着那些内部的监管保障在复杂的业务流程的重压下显得不堪重负。包括《黑天鹅》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斯坦福大学金融学教授阿纳特·阿德马蒂在内的专家都写道,银行可以通过歪曲数据来制造实际上毫无根据的预测结果,以此足以通过政府设置的应力测试。

解决方案:沃尔克法则,由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所提出的建议,法则要求将政府担保的商业贷款从那些高风险业务中抽离出来。“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在有风险性的业务与联邦政府所支持的商业贷款之间构建一道防火墙,”前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席希拉·拜尔说,“高风险的金融业务需要有市场的支撑,而不是个人存款。”这个建议明显对于限定纳税人责任方面是一项重要举措,但到目前为止,法案并未成文,几年内或不会实施。

No.2 限制杠杠

如果离开杠杠,银行将无法运转,也就是说他们将失去借到更多的钱来迅速偿还原有债务的能力。所以当一家银行被打量,有一种关键的测量方法即研究其杠杆率,这个比率会反映出银行拥有的高质量、可承受亏损的风险缓冲资金的数量,这种资产将会在其面临需要之时分散危机,消化损失。较低的杠杆还能精简业务操作;而高企的杠杆率则意味着高风险,有可能令银行无法正常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自危机以来,美国的一些大银行开始提升抵消风险的资本数量。杠杆率也从危机前的峰值略微下降。不过诸多专家提出这种幅度的降低仍远远不够。当银行在高负债比的状态下进行金融业务,倘若出现意外,对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会成倍显现。“不在限制杠杠的问题上做些什么是一种疯狂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前美联储副主席艾伦·布林德说,他的新书《音乐静止后》审视了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残存的风险所在。FDIC副主席,银行业改革主张者托马斯·洪尼格对此表示赞同,并且称华尔街所辩称的限制杠杆将会使银行贷款远离实业经济的说法是一派胡言。洪尼格在最近写给《金融时报》的专栏文章中写到:如果高企的杠杆能促进流向实业的贷款,“那么它就是通过从制造大银行,提高纳税人的支出,压榨实体经济和弱势集团来做到的。”确实有证据表明,拥有更充足资本的银行在繁荣和萧条的循环周期内更有能力来维持贷款。

斯坦福大学的阿德马蒂认为杠杠就是“那只房间里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指非常明显但不被提及的隐晦之事——译者注),他在著作《银行家的新衣》内举了一个有力的例子来说明为何银行不应大肆举债。银行们总抱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建议的法则要求他们提取出5%的资金用于防范风险,然而其他的大多数企业甚至不敢想象将相当于资产50%的钱用于借贷,更不用说95%了。“一直以来银行让我们相信,他们应当被以特殊的方式来看待,”阿德马蒂说,这种根植通常是以援引复杂的论点和使用术语行话来实现糊弄众人的目的。很值得注意的一点,银行所持有的大部分现金都属于债务:他们为他人保管的储蓄存款。阿德马蒂所希冀的调整是令银行拿出他们自己20%或30%以上的钱来投入到日常的金融业务中。“如果银行要做那些生意,”他说,“他们应该拿自己的钱去赌博。”

No.3 揭露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

沃伦·巴菲特曾经将在2008年在金融系统兴风作浪的衍生品描述为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就因为这些玩意儿允许小风险倍道兼行,并在全球范围内肆意蔓延。还记得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也译作信用违约互换,一种美国常见的金融衍生品——译者注)吗?就是它引发了次贷风险从亚利桑那一路蹦跶到冰岛。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TFC)主席加里·金斯勒一直在为了推动金融衍生品实行更严格的监管做着努力,他已将美国半数的利率掉期交易(此类衍生品位于金融危机的中心点位置)从黑暗内幕中拽出,投入到中央票据交换所。同时,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也在信息实时报告和经纪人注册的体制上做出重要的进展。然而,这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华尔街在国会、政府,以及遍布美国及海外的游说团总能在多德-弗兰克法案中开凿出些许漏洞。这些漏洞足以让银行与对冲基金继续他们那非透明、高风险的金融交易,例如国际市场上的外汇衍生品——这意味着堪比伦敦鲸甚至比其更大的鱼依旧可以潜于最深且最具风险性的金融深水之下,不为世人所知。

金斯勒曾是一位高盛的衍生品专家,并在1998年为当时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工作,正是当年,曝出操作对冲基金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恐将令美国金融崩盘的事件。罪魁祸首是其一项规模为1.25兆美元的掉期投资组合遭受亏损。金斯勒还记得当时某个周日出门前往LTCM总部进行调查的情景。“我瞬间意识到我们对这些衍生物处于金融系统的何种位置毫无所知,因为这些玩意儿在开曼群岛注册,”他说,“这感觉糟透了。”

在金斯勒的努力下,美国的金融机构如今想把脏衣服挂到加勒比地区变得更困难了。话虽如此,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依旧伴随着我们。“银行总能取得他们想要的东西。”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逊教授说。

No.4 将影子银行置于光照之下

银行之所以能成功游说,保持其松散的被监管状态,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宣称即使他们不进行那些高风险交易,其他人——比如另一家受监管更松散的对冲基金——也会做的。因此,最好将此类交易都从阴影中拽出,置于华尔街台面之上,如此那些金融家的辩词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另外有观点认为,若银行受到严格的监管,风险将会迁徙至影子银行的时间,这可真是荒谬,因为影子银行的风险早就已经存在——不管是LTCM的崩盘还是现如今炙手可热的货币市场基金都证明了这一点。后者尽管没有FDIC承保,许多美国人却都将其视为堪比现金的等价物。

实际上目前很难有什么是无风险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逊教授指出,雷曼兄弟的危机导致了至少一项基金“跌破面值”,投资者无法赎回的所有投入的钱,虽说在这个案例中大型金融机构所承受的损失要超过个人投资者,但倘若有下一回,情况也许就不是这样了。因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为了确保安全,提出了新的货币市场基金法案。不过金融界再次对此进行了反对,声称此举将推高成本,降低收益,因而导致改革步履维艰。推行的法案很有可能流产,或是被逐渐冲淡直到没人记得。“影子银行,包括像货币市场基金这样看似无害的东西,正在整个系统中传播风险与动荡,”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的领导人罗布·约翰逊说。是华尔街还是影子银行应被监管并非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两者都应该被更好地照管。

No.5 重启金融文化

银行业的创造本是为服务实体经济,而非其他的歪门邪道。但美国经济在金融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逐渐成为了华尔街的玩物,这很难让人想到银行最初简单的业务:借钱给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生意。今天,大银行们所贡献的GDP份额甚至比危机前还要高,但是他们给予个人或创造了大多数工作岗位的小企业的授信依旧趋紧。同时,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依然低于其长期预期水平。

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人被告知他们不得不为银行业的复苏添砖加瓦,以求仅存的经济成果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学术研究结果显示,在金融业飞速发展的近30年内,新行业的开拓已然停滞。银行们得到了危机救援,实业们却还在等待。诸多危机的核心问题残留下来:比如,像房利美这样的政府资助金融机构依旧占据着住房抵押贷款的近90%,这样的结构能否合理地支撑健康的私有化系统如今尚不明晰。

德克萨斯大学教授,金融危机专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思等学者担心,在一个高频贸易、全球金融的时代,为实体经济贷款变成一种相对而言缺少吸引力的业务种类。“正如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所说,‘若想要小企业发展,你就需要小银行来满足它’,” 加尔布雷思称。

这样理想的情况可不会短时间内在美国达成。但是依旧可以做些什么使得金融行业朝着其他行业需要的方向发展。首先,政府应该建立一套更为完善的体系来引导银行信用评级,这种体系不应牵扯到那些银行出钱收买的信用评级机构(危机五年来可以发现这些信用机构都不可信)。借助适当地为监管者提供报酬亦可清除华尔街和华府之间的旋转门。“我们应该大幅提升资深监管人的薪资,那样他们就不会想着——也不需要——在华尔街和公共部门之间来回折腾了,”INET的约翰逊说。诚然,为了改善监管状况以防止一场金融爆炸而造成损失,即使是通过提升开支来实现这一目的,也是物有所值。

美国政府还应该加强对金融人员实行的行为问责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与其他一些学者相信,主要银行的CEO们应为那些糟糕的金融交易于法律层面上问罪(2002年起,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就是对实业企业下了这样的规定)。“如果我们不能将某些人扔到监狱里面去,下一次有些人还会这么做的。”斯蒂格利茨说。

悲惨的现实是,自金融危机以来,许多愤世嫉俗的人在发声,例如说银行在与客户想法的方向上压了赌注,不过事实上那是完全合法的。不过其他的一些行为——包括银行家们在意识到有可能坏账的情况下发放房贷——更应被强力地控诉。更严格地进行处罚或更积极地起诉或许无法即刻弥补美国金融系统结构的缺陷,或改变7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但倘若过去的五年教会了我们一些什么东西,那么这五年所带来的损失必然将给予我们更多,更多。

为什么德国必须拯救欧元

文/Rana Foroohar, Time, Vol.182, No.7, 2013
译/horsefaCe

Photography of  Stuttgart

欧洲正在经历着自1999年启用共同货币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经济衰退。但你或许不知道德国的斯图加特是怎么样一番景象。斯图加特是汽车的诞生地,是带动德国商品出口引擎的心脏区域,同时这也是一座被绿色山丘点缀的繁华都市,充斥其中的是繁忙的奢侈品精品店,以及许多住着富裕工程师与持家主妇的整洁有序的白色房屋。此地人均GDP高达84000美元,这个数字是柏林的两倍以上。在斯图加特,德国著名的Mittelstand企业——这个术语通常指代中小型家族经营的外贸型公司——出产着一流的汽车零配件、激光制品、高科技机械和医疗保健设备。

这些怀揣全世界难寻其右的技术的斯瓦比亚人拥有着德国最主要的中产阶级财富;Mittelstand企业雇佣了这个国家60%的工人,并创造出了德国一半以上的贸易出口。同时他们也象征着某些特定的社会与道德价值,例如节俭、保守、家庭取向与对长远的思考。“Mittelstand意思是‘我不思考下一刻,我思考的是下一代。我不尝试更便宜,我想做的是更好,’”斯图加特(州首府)所在的巴登-符腾堡州财政部长尼尔斯·施密德说,“这样的价值从企业延展到我们的社会中。”

许多斯图加特人和其他地方的德国人相信,这些价值正是欧洲其他地方的人们所渴求的事物。极少人会直截了当地说若是有更多的德国人,欧洲会变得更好——毕竟,德国人永远铭记着他们的历史——不过这种声音正从布鲁塞尔的柏林席位传出来。正因为其经济影响力,德国人即使轻声细语地说话也能传遍欧罗巴。自欧元区经济危机爆发已逾三年,作为唯一一个在世界金融风暴后享受着高经济增长和低失业率的发达国家,富裕的德国人通过欧洲央行为希腊、塞浦路斯等国家提供了730亿的紧急援助,另外还有数千亿的债务重组与刺激方案。

(至少德国之外的)喋喋不休的传统思维一直认为德国应该继续承担救助责任——在塞浦路斯、葡萄牙、西班牙或者意大利——并保持欧元的稳定。但是德国人反对这样的逻辑,争辩说自己无需为财政上过于鲁莽的邻居无休止地买单。德国人认为,假如此前欧洲跟着我们走,就不会造成危机——而如今危机造访,欧洲就应该在自救中跟着我们走。因此,不仅对于债务缠身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同时在自己家中,德国人开始推行紧缩政策。就像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时常说,德国人必须通过持续持续控制开支、削减预算和厉行节俭来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我们向整个欧洲展示我们平衡预算的决心,”施密特说,“如此是一种正确并且优良的做法。”

问题是,厉行节俭的做法并未奏效:欧洲17国在2012年的欧元总支出缩减了0.6%,今年很可能依旧会缩减。而欧元区失业率为12.2%,青年失业率更是攀升至24%。政府忙着应德国要求削减预算,却无力承担失业者再培训或是维持社会安全的开支,而这些会加剧问题的严重性。由于无法在个人和公共两方面的支出上做到削减,南欧的赤字问题愈加恶化。今年的前六个月,意大利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是GDP的2.7%,远高于去年同时期1.9%的统计数字。西班牙也在崩溃中,其税收收入与去年相比下降了近7%。

紧缩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反馈走向极端:10%的希腊学生在学校忍受饥饿。左翼政党在希腊、意大利、法国、东欧及其他一些地方获得支持。在新一轮紧缩措施上台后,游行示威,甚至暴动在欧元区内屡见不鲜。

德国在紧缩政策上的坚持导致其在欧洲诸多地方不受欢迎。最近一份皮尤民意调查显示,几乎所有欧洲主要国家都将德国放在“最不富有同情心”和“最傲慢”榜单的首位。(另外,在“最可靠”榜单上,德国也被一致地推至榜首。)

虽说德国人今日所说的正是此前七年他们一直所做的:欧洲需要整饬并减少薪资福利、削减预算、收缩债务。但这套逻辑失败的是它并未顾忌到一点:当德国过去在厉行节俭中变得富有时,其他欧洲国家在自由地花销。德国于上世纪90年代抑制薪资水平,以求加强出口带动经济增长,这在欧元区的其他地区留下了严重的衍生后果。德国人向外卖的更多,由于薪水较低进口消费也更少,其他国家却与之相反。德国人变得更富有,而其他人缠上了债务,德国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加剧了这一过程。“欧元区危机的源于德国的低薪资,而不是南欧的浪费,”一位名为约尔格·比罗的纽约州斯基德莫尔学院在最近一篇为新美国基金会撰写发表的关于为何德国加剧了欧元区危机的论文中写道。

南欧诸多开支无度国家应该管理好自己的国家财政——最突出的要数希腊。但事实是这场欧债危机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要归结于德国重商主义的经济战略。最基本的经济逻辑认为各国间经常账户余额应该相等。正是因德国对外出口在前些年过度提升,欧洲其他国家的赤字随之增长。如今,如果这些国家削减预算,节省开支,德国人就必须扩大自身的花销。然而几年来德国在抵触去做些促进国内消费有意义的事,他们没有提升大众薪资,没有降低消费税,也没有指定财政刺激措施来引导消费(理想情况中,这部分消费用以购买其他欧洲出产的商品)。

德国甚至一直在享受着欧元的货币优势,这使得其在国际市场中进行的贸易出口成本更低,尽管如此,他们却拒绝通过购买欧元债券,或是积极地推进银行业联盟的建立以使欧洲走向实质性的财政联盟,来给予这个单一货币以明确的支持。除非柏林方面能够将其财政政策强加给自己的邻居,他们可不愿在未来一体化的进程中蒙受风险——或是成本——当中。一个小型的学术团体近来成立了一个旨在反对欧元的政党,他们称,即使是受教育情况良好的德国人也只对若欧元触底会给国家带来的巨大损失所知甚少。虽说这个政党在德国的支持率目前还未及5%,它的存在已经为德国何时回归德国马克起了一个话题,而如今欧洲各国还在为保持欧元区的团结做着努力。

尽管在安宁的,被绿色山丘环绕着的斯图加特,紧缩政策和经济动荡已经显现了影响。在汽车制造巨头戴姆勒的大型总部,对于不景气的失望之情非常强烈。“卖往西欧的汽车销量已经跌回到1993年的水平,”戴姆勒的首席经济专家,尤尔根·穆勒说,他提到公司三分之一的营收正是来源于西欧。“在意大利,今年高档车的市场规模与上世纪80年代相近。”他坚定地认为政策的制定者们对于开支的限制过于严苛。“节食可没法儿塑造肌肉。修复预算最简单的方法是促增长,而不只靠节俭。”

在穆勒看来,德国必须提高本国消费才能帮助整个地区成长。这种理念的转变被许多经济学者所支持,比如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他同样认为此举能够提高欧元区的金融稳定。2000年之前,德国的年均薪资增长率是3.2%,之后的十年里这个数字是1.1%。这导致了家庭存款比例高达16%,这笔钱被德国的银行外贷至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投资房地产和其他商业项目,自然也为这些国家制造了债务泡沫。

穆勒、佩蒂斯和许多其他人认为德国应尽其所能来使欧元摆脱困境,因为欧元对于德国在全球建立竞争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欧元启用之前,德国公司使用德国马克进行货币兑换与汇率风险方面所产生的成本十分高昂。回归马克将无疑会令成本回升。德国的Bertelsmanm基金会在四月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回归德国马克的做法将使整个国家在未来13年间付出1.6兆美元的损失,从2013年至2025年间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会减半。

公平地讲,默克尔总理和她的政府深知若欧元区的崩溃,最大的受害者将会是德国。“德国有8000万人口,但这对于全球化的世界而言并不意味着什么,”德国劳工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提及,另一方面,“5亿欧洲人加在一块儿就不同了。(德国)因欧洲而强大,可不能忽视这一点。”

但是这个观点并不总是能和节俭的斯瓦比亚的Mittelstand企业家共勉,这些企业家认为南欧国家只是简单地需要向德国人学习。关于德国应该更多地成为消费市场以帮助欧洲拜托经济失衡的论点“尽是瞎扯”,尼古拉·莱宾格-卡姆勒说,作为家族企业Trumpf公司的第二代管理者,她的家族手握100%的所有权,经营着一家有着30亿销售额的位于巴登-符腾堡州的激光制品制造公司。从她临近斯图加特的办公室里透露出来的经济观点十分明确;是南欧的那些国家,而不是德国需要改变,她提到。“欧洲团结,没错——不过其他国家如果想要获得持续的成功就不得不做好自己的功课。”

Illustration of Why Germany Must Save The Euro

图片来源于该期杂志插图(部分)

节俭的品性

对于莱宾格-卡姆勒和其他许多德国人而言,成为欧洲经济困扰的替罪羊完全是一件莫名其妙之事。毕竟他们是经历了艰难改革的人们:其他人应该将他们视为榜样,而不是指责。十年前,通过一场由库尔特·施罗德总理领导的,被称为2010项目的有着一系列目标的改革,德国成功地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在削减了高工资水平和更多地使用临时工以提高灵活性之后,显著地提高了其在劳动市场中的竞争力。改革的成功还体现在德国国内公私关系方面:政府、企业和公会都相应削减了开支,事实上许多过程都由公司董事会做出决定,德国家族经验的Mittelstand企业更愿意做出长远的考虑,而不是像典型的西方跨国公司那般急于眼前利益。“十年前,德意志是欧洲的病号,”ElringKlinger公司的CEO,斯特凡·沃尔夫说。这是一家有着130年历史的斯瓦比亚出口公司,其去年的汽车销售额达到了15亿美元。“现在人们都关注着我们,看到我们漂亮的成绩,”沃尔夫说,他的观点与其他Mittelstand企业家类似,“南欧的经济必须改革。”

当你呆在斯图加特,听着Mittelstand企业如何经历着欧债危机与衰退的故事,很容易理解为何德国人对于扮演欧洲救世主和替罪羊双重身份的感受会与道德上的义愤相伴随。Mittelstand象征着企业责任的理想。思考一下Trumpf公司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营收下滑超过40%后是如何成功渡过难关的。他们并没有像任何一家美国公司那样进行裁员,莱宾格-卡姆勒动用了家族内1亿美元的资金进行自救,并与工人一同制定了灵活的时刻表以求在不裁员的前提下渡过危机。“我们的雇员当初接受降薪的条件为我们工作,”莱宾格-卡姆勒说,“我们愿意以任何价格来避免裁员,首先因为我们认为对长期的雇员应该有责任感,其次我们也知道当衰退结束后,一切会好转,我们又会变得需要工人。”

的确如此。2009年,这家公司重新崛起。在经历了危机并得到复苏后,Trumpf持续地将年营业额8%至10%的资金投入到研发部门(全球跨国公司平均水平为2%至3%)。“欧洲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蓝图,”这位CEO说,“但这却成了德国企业成功的基石。”

游戏的玩法

在斯图加特,“让德国人做德国人”的想法普遍存在。“你可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一个国家的模式,”巴登-符腾堡州的财政部长施密特说。“我们有自己的模式,出口拉动增长,对于我们而言这行之有效。”他和其他一些人明白,相较于高产量显得低得不自然的德国薪资水平到了该上涨的时候了:今年一月,在IG Metall工会抗争下薪水上涨了5%。但这进程过于缓慢。“别指望德国会接受英美模式,”戴姆勒的穆勒说。德国毕竟是少数几个保持了强大制造能力的发达国家之一,这为这个国家提供了中等收入的工作并培养了兴旺的中产阶级。

如果让德国人做德国人,那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也得做回他们自己。好比中国在此前十来年间保持的低汇率与低薪酬使得美国不得不承受高失业率和高负债一样,德国在欧洲扮演着相似的角色。全盘失控的恶性循环很可能由欧元造就,单一货币致力于取消各国独立的货币政策。南欧国家在许多年间获得了低利率的贷款,造成了一种虚假的繁荣。然而同时欧元也使这些国家背负了高企的债务,而且失去了使用货币和贸易政策来保持竞争力的能力,当金融危机降临后所有的恶果显现,佩蒂斯称,此人最近撰写了一篇题为《大失衡》的文章,概述了为何欧洲及世界的经济结构需要改变,以培育一种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

佩蒂斯在介绍完欧元后指出,“这些国家发现本国的贸易赤字戏剧般地增长,或是原本的顺差转变为严重的赤字。”戴姆勒可以尽情地与菲亚特竞争,而不用担心意大利里拉会在欧洲或世界范围内给予后者优势。德国对欧元区内其他国家的出口肆意地增长,德国公司从而壮大。

德国对拯救单一货币显得如此不热心,意味着欧元区正处在崩坏的关键点上——德国会为此付出代价。欧洲央行将大量资金注入欧洲(即使美联储已经在美国开始缩紧,最近欧洲央行的声明表示低利率的贷款还将持续开放)的一个原因在于,担心下一波债务危机的欧洲银行业皆对给予国境外贷款心存顾虑。对于欧元来说,同一个利率在德国和在葡萄牙应该是相同的。而现在,后者不得不比前者支付更多。有讽刺称德国陷入了欧洲央行的注资计划的圈套,现金正在从德意志银行转出。只有德国人可以最终解决欧元区的这场危机,方式为是由他们:a)承担任何对于保全欧元区有必要的债务重组和偿还;b)改变自己的经济模式来避免贸易失衡——最好能上述两点都可以满足。

欧洲的残局

无论怎样,这对于默克尔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挑战,她得灵巧地走在绳索上,一边向民众保证她绝不是在将钱抛给他人,另一边做些什么以保持欧元区基本的完整性。直到如今,她展现了作为德国人严谨的一面和欧洲人慷慨的一面。九月份的大选即将临近,默克尔尚保持着高支持率,非常有可能连任,未知的是将会形成什么样的联合政府。欧洲和欧洲以外的许多人都在关注着德国将会给欧元区写下怎样一份支票以换取在布鲁塞尔的财政——和最终的政治——大权。不过默克尔和她的团队声称不会在新欧洲宪法允许的情况下在布鲁塞尔建立金融委员会来介入成员国的经济事务。

问题是今日的欧洲在各个方面都停滞不前。欧盟在缺少德国强有力的领导以及明确的对联盟和单一货币财政承诺之下,难以在经济或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中进行深化。

还有一丝希望。近来,抛开重型机械和厉行节俭之外,德国开始谈及另一项出口:一个投资如葡萄牙这类国家,将德国广受赞誉的职业培训项目复制过去的全新计划。这会是重要的一步,不仅仅因为这将帮助南欧抑制青年失业的疫情扩散,同时这一举措也表明德国承认对于走出欧债危机,投资比削减预算更势在必行。德国本国的薪水最近也在上升,尽管尚不能弥补此前十余年的缓慢增长。同时,国内的一些紧急政策——如降低消费税或消费刺激计划,在欧洲其他地区萎缩之际——并不会很快出台。

如此,欧洲慢节奏的危机仍在持续,衰退在加剧。在推敲自身改革进程之后,欧盟委员会最近批准一些国家,包括法国、西班牙和和荷兰,可以继续在实现预算赤字3%的目标上获得破例权限。这样的动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套假戏。欧盟还只是个一体化尚未深入的初学者,布鲁塞尔没有实际能力去对违规者做出惩罚。而且并没有一场关于3%的目标对于未来有可能陷得愈深的区域而言是否切合实际的深入讨论——或者像德国这种贸易顺差的国家需要做些什么来力挽狂澜。很遗憾,因为真相即是如果欧元区的危机将被化解,亦并不是整个欧洲可以,或是应该,看上去像山丘环绕着的斯图加特。也许斯图加特最终看上去会像欧洲的其余地方吧。

闲置的农民

abandoned ship

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以及其本身的发展给人以切身的感受,但这些感受并不都是幸福的,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最深刻也是最纠结的,大概就是钱包里的货币价值与周身的物价了。越来越多地接触了”通货膨胀“、“CPI”、”货币贬值“这些词汇后,偶感窘迫的生活逼着我们喊出了”薪水的增幅能否跑赢物价“如此经典的问题。

”跑“这个动词用得十分得体,不用跑的,咱的物质生活恐怕会被生活给甩远了。现实中的情况是,小步快跑或者三步并作两步还未必顶用,大步迈进必不可少。此处可见生命在于运动。

最近李总理摆出一副新政态势,大到媒体时事要闻,小到坊间街谈巷议,都在围着李总理的“用好增量,盘活存量”一句话转。放到人民大众底层生活语境下理解意思是说丫的光想着工资涨可不行,丫的还得想想钱包里的、屁兜里的、账户里的人民币也得想着法子转一转,可不能在篮子里屯着等馊。

以前有一段时间教别人玩《魔兽争霸》联机对战,指着屏幕左下角跟同桌说:这个农民头像的图标要是出现了,就说明丫队伍里有拖泥带水偷懒的货,看到了记得按”·“键拖走干活。

认真地分析一下闲置农民的问题:首先,在这款游戏中,招募并养着一个农民需要耗费若干”金钱“,并占据1个”人口“的资源,也就是说,尽管只是一个农民,但也不是不计成本的;反过来看,这位农民伯伯可以为你干活谋得更多的资源,因此实际上他是你的一笔财富。当一个农民被招募,那他就已确确实实地成为你的资本,他应当被列入一份画有取得游戏胜利蓝图的成本列表上。

虽然有我的悉心教导,同桌并没有领悟包括闲置农民在内的游戏技巧,因此基本上每次都被鄙人打得落花流水。马蹄钉亡国的故事每个高二高三的周末都会发生那么几次。

言归正传,我们未必有直接令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持续快速增值的途径,因为大盘他也在跑。这个道理现在多数人都已经明白了,所以尽管股市不怎么景气依旧有诸多散户奋战在前线,即使被光大证券调戏了也面不改色。对于流动资金,或者可以灵巧变现的东西,大家已经有了较强的观念,也是基于此,支付宝与天弘基金公司推出的金融产品受到一定的追捧。

更多容易被闲置的是不动产和无形的资产。不动产这块不便多说,顾名思义,在一个讲究住有所居的土地上,岿然不动或许也是一种心态境界,若是过度拨弄反而会招致鼓吹之嫌,总之因人而异。

个人的无形资产,也就是信用了。信用亦有很多种:江湖上朋友间互相有互相的信誉,帮个忙也是,借个钱也是,全凭交往;银行看数据看流水给的评级也是,到这份上也就是金钱数字的衡量罢了。即使打着不闲置资源的招牌,信用也不是随便能玩儿的,玩大了也可能会臭,同样的条件下,风险比拿自己的钱大多了去了。你想,一次下错棋,不仅得想办法还人家这次的金钱/人情债,下次能不能再借到也不好说,有时候还把面子给摊上了。当然,也非常不乏卷完东西翻脸不认的人,总之也是因人而异。

至于风险的管控,可以量力而行对个人理财管理的之上进行学习。量入为出,开源节流是一部分;组合投资,分散风险是一方面;若是能对风险系数和经济效益进行理论分析就更好了。毕竟闲置的农民轻易也不能做送死的炮灰。

不过话说回来,问同事借十块钱买个烧饼以及细腻地刷信用卡想必也不用上纲上线。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