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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人,看一座城——《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后记

Orhan Pamuk in Istanbul

呼愁

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城布满了浓浓的“呼愁”。20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衰弱,给整个国家、国民以及这座曾经是世界中心的城市带来的(物质上,更是精神上的)颓败感,打小就在他——家道中落的土耳其中产家庭男孩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继而,注定(如果世上有注定)将成为背负着若干沉重历史观的年轻画家——而后是作家的帕慕克——所继承的故乡血管深处的淡淡忧伤,并由他们将这种贯穿了他成长,难以磨灭而去的忧伤唤作“呼愁”。

不管是想象“另一个奥尔罕”,还是欣赏阅读某几个特定领域孤寂艺术家的作品和生平,或是行走在贫民窟和断壁残垣的街巷中,从贝尤鲁到加拉塔,从伊斯坦布尔横亘在两片大陆之上的广阔幅员,到人心内更广褒的内心世界,帕慕克目睹了一个落后民族渴望西化却一时处处尽显蹩脚的丑态,自己也挣扎在家境人情的困惑中。

数船只

作者一度痴迷于在住处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一举世的航海要道,只将异趣寄予观望和计数水面上通过的船只。

事实上,我数着往来于博斯普鲁斯的船只已有好一阵子了。我数罗马尼亚邮轮、苏维埃战舰、从特拉布宗进来的渔船、保加利亚客轮、驶入黑海的土耳其海上客轮、苏联气象观测船、高雅的意大利海轮、运煤船、巡防舰与生锈,斑驳,失修的在瓦尔纳注册的货运船,以及借黑夜掩护国旗与国籍的老船……

在白昼乃至黑夜,静处城市一隅,悄然观察着某处别致却不见得能招致众人观望的平常风景。

有那么一段小小的时日,我也曾在傍晚时分躲在杭州运河边的林荫下,细细看着每一艘经过此段河道的运输船缓缓驶过。从那锈迹斑斑的船身上最终得知它是来自湖州?泰州?盐城?或是更远的济宁。

京杭运河上徐徐驶过的货船想来无法同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万吨巨轮同日而语,但其间的相似性却无法令我不去浮想联翩。日复一日的船只过客如同这座沧桑城市中小小的浮光掠影,最终又有几多人关心这漫漫水道间一闪即逝的蝼蚁呢?

那些艺术家

奥尔罕·帕慕克打小在绘画领域便有不俗的天赋,也许也曾对那终将成为抗击家长意志和人生命运借口和工具的建筑学有着一定的独到理解,众所周知的是他成为了一位知名的作家,这样看来他自己就是一位艺术家。这位知名的艺术家所仰慕和着墨甚多的艺术家,却不见得有多么知名。记事录作者希萨尔、诗人雅哈亚、小说家坦皮纳、记者历史学家科丘,这些在身体和内心都烙下伊斯坦布尔印记的本土艺术家了解这座城市太多,都曾以各自分明的个性和创作动力,格格不入地生活在那个在帕慕克看来格外扭曲的时代里,在他们的作品中孤独地散发出浓浓的“呼愁”。

画家梅林倒是纯粹了许多,帕慕克欣赏他的画,崇尚他的画风,在他的作品中“了解这座城市的辉煌岁月”,同时想必他也是帕慕克绘画的启蒙者。

至于提及的诸多自西方而来的有着艺术家身份的旅行者,帕慕克与大多数土耳其人一样,十分关注他们对于这个国家与城市的看法——他毫不掩饰这一点。但对于这些人和他们的看法,他也自信地有着自己理性的见解,如同他曾经尝试着以外人的眼光来睥睨故土,再回过身来以自己的身份去看待它。

最后还是去了瑞士的初恋

跟绝大多数人一样,帕慕克的青少年时期(至少在他自己看来)很难说是完美的,不单单是因为太浓郁的“呼愁”伴随了许多时光(更不是指像家道中落这样庸俗的原因)。填补上青春期对周遭的藐视、学业的无聊、淡淡的惆怅和独自绘画的寂寥的事情,是同“黑玫瑰”的爱情。年轻的女学生,既是他油画中的模特,也是共同游历城市的伴侣,接吻、做爱,美好的人儿,美好的事物。

爱恋本就是一项极尽单纯的事物,“黑玫瑰”就是画里和画外有着单纯美好心灵的寄托,令同样年轻的作者忘却尘世的喧嚣和烦闷,不经意间或已变成专心于追求美好事物的精神砥柱。

因此,当这位初恋说出她的父亲有欲令她去瑞士上学的计划,其实这已成势必,因为“呼愁”以及成年的现状终将把他——奥尔罕·帕慕克——拉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就像最后一个章节《与母亲的对话》中写的那样,真实而惨淡。当两人分离的时间悄然到来,即便曾有过做几分抵抗的打算,也只是静静地结束了,没有挣扎,便归于沉寂。

关于奥尔罕

除了《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没有读过奥尔罕·帕慕克的其他作品。据说此人的新作(小说《我意识里的怪癖》)比前几部作品更多地在描写,或者在暗讽土耳其社会现状和传统矛盾,因此被土政府实施了关照,俨然在故土被疏远。虽未曾读过这新作,唯独从《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书中透露出来的“呼愁”,可管中窥豹感受出来几分。

诚然,帕慕克是一个“故乡忧郁的灵魂”,在讲述自己和别人的故事时,他站在那座忧郁的城市中。

行棋的傀儡打字的猴

The Turkish Chess Player

有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小故事:

  • 匈牙利人肯佩伦曾经在18世纪晚期发明了一台机器人,这个穿着土耳其长袍的机械棋手技艺颇为高明,在欧美巡展期间击败不少的人类棋手。
  • 据说如果让一只猴子在打字机上上随意地按键,只要有足够多的时间,就可以在它的作品中找到任意一部巨著,比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第一个故事,在历史上真真正正地发生了,许多看客都亲眼目睹了机器人内部复杂的齿轮机械装置,但实际上发明人肯佩伦本就是一名魔术师,而这台号称自动下棋的器械是由躲在内部的棋手手工操纵的傀儡,言重些,土耳其行棋傀儡甚至常被后世定义为一场“骗局”。

后一个故事呢,即便用的都是“据说”、“如果”、“只要……就”这样的模棱两可或虚拟的词语在描述,现实中也无法真正实现,却是概率论研究中介绍零一率所使用的无限猴子定理,也就是这才是我们所说的“科学”。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行棋傀儡让世人以一种新奇的目光观赏到不可思议的机器人,虽说当时的科学距离发展出计算机、人工智能这样的科技相去万里,一台能与人博弈的机械实属荒诞。但在魔术师精妙的障眼法下,无论是对弈者还是观众,都能近距离地目睹这样的神奇,既喜闻乐见,再将它看作一套有着不错机械工程设计的舞台艺术,真伪倒还真居于其次了。

反观打字的猴子,如果真要问世这样一本《哈姆雷特》,那这只猴子的寿命要到天荒地老的级别,还得有办法让它不眠不休地坐在那台打字机前工作——当然这些都是不可能的。这个定理只用来形象地阐释概率领域的原理,较真的话,科学家们会拿出复杂的数学公式证明给你看。我最怕数学了,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讨厌并看不懂公式,所以科学家才会用猴子打字的故事来解释吧。

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虚虚实实,这世间大抵如此。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座老城的终点与起点

Constantinople in Byzantine times

数字还原图,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君士坦丁堡

总有一些时间节点让事情重新开始,对于一座叫君士坦丁堡的城市而言,这个节点发生在1453年。

1453年之前,她是希腊人和他们统治下拜占庭帝国的首都,是基督教世界伟大的“新罗马”;1453年后,她成为了奥斯曼土耳其人辉煌的战利品,也便变为了伊斯兰世界的重镇。

在此之前的公元330年,罗马帝国自亚平宁半岛的罗马迁都于此,弃拜占庭之旧称而冠以帝国皇帝之威名;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后将都城迁至安卡拉,并在1930将城市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虽说这些亦是这座城市历史中重要的岁月故事,但仍不比1453年发生的一切给予城市统治者、居民以及旁观的看客更多的震撼。

这座包容万象的大城曾是连接东西方世界的枢纽,每天在这里汇聚的财富、智慧与混杂此间的宗教信仰、民族种族一样令人叹为观止。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历来有如此多的人觊觎她。而到了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这位好战的征服者对君士坦丁堡的渴求已到极致,磨刀霍霍以待兵戎相见。

这座固若金汤的要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着举世最为复杂和坚固的城防系统,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岸,入侵的铁蹄与船帆都无法轻易预约过铁桶般的障碍。但在土耳其人浩浩荡荡的围城大军中,孤苦穷困的帝国都城只能以死守加上祈祷的方式进行抵御。书中所描绘的历时数月的君士坦丁堡之战,对于攻守双方都是如此的艰苦卓绝,与其战争是壮烈的,激烈的,不如说是惨烈的,正如所有战争所带来的苦难一样。或许这也是如译者所说,受作者斯蒂文•朗西曼(是西方人因而)文笔中带有对希腊人的同情影响的缘故。

最终,在1453年,希腊人鼓衰力尽,城破旗偃,而墙外破斧缺斨的土耳其人披荆斩棘,一举令江山易主。

东罗马帝国治下的君士坦丁堡,自此画上了一个句号。巧合的是,见证这座城市建立与失去的两位拜占庭皇帝(分别是君士坦丁大帝与君士坦丁十一世)皆与城市同名,而他们的母亲也都叫海伦娜。

对于土耳其,这座重要城市的新生命在1453年才刚刚开始。在随后的几百年中,苏丹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依然开放、繁荣,并成为伊斯兰之剑继续开疆扩土的帷幄。即便是在今天,这座改了名的城市已然横跨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之上,守望着与马尔马拉海,睥睨着欧罗巴和亚细亚两个大陆上的芸芸众生。

好期待去伊斯坦布尔看索菲亚大教堂。

勒班陀战役

Battle of Lepanto 1571

描绘1571年勒班陀战役的画作。

塞万提斯就是在这场战役中失去了他左手的活动能力。

尽管在多年之后,他所写出的巨著《堂吉诃德》是一部旗帜鲜明的反骑士小说,塞万提斯实际上一直以参加过勒班陀战役为荣。他在《堂吉诃德》第二部分的序言中写道:

(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人、当代的人乃至未来的人所能看到或预见的最崇高的事情。

十六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尚处于强盛扩张的历史时期。其雄据于地中海东侧小亚细亚、巴尔干和北非的辽阔土地,且不断地向东欧与地中海岛屿推进。凭借伊斯坦布尔高超的造船技术,帝国掌握着一支当时西方世界规模最强的海军。

欧洲的西面,极盛的西班帝国在世纪中叶进入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势力遍及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大半江山,是为西欧第一强权。

逐渐深入欧洲的土耳其苏丹苏莱曼大帝当时甚至已经看准时势,与法兰西结成同盟。这种“基督徒国家和非基督徒帝国之间非意识形态的外交联盟”对于基督教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动荡,但对于抗衡不可一世的哈布斯堡王朝来说,尚可属明智的做法。

站稳了脚跟,在世纪中期,土耳斯人在苏丹塞利姆二世的号令下开始进军塞浦路斯。

海上共和国威尼斯人不愿看到这一幕,地中海航线与贸易站是他们立足的根本,而如今突厥异教徒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欲对其造成侵犯。在塞浦路斯遭重重围攻之际,威尼斯人四下里寻找支援,但屡屡碰壁,包括西班牙在内的诸多天主教强权皆不愿正面面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海上攻势。最终,还是在教皇庇护五世的出面下,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国王腓力二世同意参战,与威尼斯共和国等基督教国家组成“神圣同盟”。

同盟海军由腓力同父异母的兄弟(家族内的私生子),奥地利的唐胡安统领。在经历了前期不太顺利的协调组织之后,同盟军与奥斯曼地图海军在希腊纳夫帕克托斯(意大利称勒班陀)附近的科林斯湾海域抛锚,预备一战。

奥斯曼的舰船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不过基督徒们的船更为坚固,携带的火炮装备也更多。由于双方都是当时地中海海平面上有头有脸的主子,大战构成了一定的规模。据估计,勒班陀战役出动了地中海周边海军舰船数量的七成至九成。

10月7日晨,战事率先在靠近海岸的北部战线打响。起初阶段,土耳其误认为同盟军左翼出现了运送补给的船只,接近之后方才发现实际上是威尼斯制造的大家伙加莱赛战船,遭猛烈炮击之后损失较重,部署被打乱。不过随后奥斯曼海军迂回包抄了同盟军左翼,在交战中,左翼指挥官威尼斯军官阿戈斯蒂诺被弓箭射中左眼身亡,所幸威尼斯人守住了阵线。同时,中部以及热那亚人领衔的南部战线也同奥斯曼舰船展开了激烈的对攻。

战役胶着期间,双方的旗舰接舷格斗,西班牙大方阵与奥斯曼耶尼切里近卫军团在奥斯曼海军旗舰的甲板上展开白刃战。那阵势想必非同小可。在唐胡安的指挥下,士兵以火枪射杀敌军,土耳其一方的总指挥官阿里·巴夏被枪击中阵亡,随即他的头颅被割下悬挂示众,奥斯曼军队因而军心大乱,无法再组织起有效进攻。

下午四时左右,胜负已分,溃不成军的奥斯曼帝国海军损失了逾两百艘战船,其中绝大部分是被天主教同盟俘获,而阵亡士兵的数量也远在同盟军之上。

对于基督教世界而言,勒班陀战役更重要的意义是在重创之下打破了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的霸权地位。然而,几年之后,奥斯曼帝国重整海军,又在北非建立了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