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目录归档:西学东渐

翻译自外文的文章。

欧元的下一场危机

文/The Economist, Vol.414, No.8919, 2015
译/horsefaCe

debt crisis in Greece

图片来源互联网

政治再次在单一货币区内作祟

自从2009年下半年欧元危机爆发以来,希腊始终处于或邻近风暴的中心。希腊在2010年5月成为了首个接受纾困方案的国家;希腊也是2011年和2012年以来反复出现的自单一货币体系中退出的论调中的主题(所谓的Grexit);同时,这也是欧元区内唯一一个政府债务被重组过的国家。12月29日,希腊议会未能选出下一届总统,面临着于1月25日提前召开议会选举(本文撰写于2015年1月初,在随后的选举中,激进左翼联盟正如预测那样取得议会近半数席位——译者注)。欧元危机正在步入全新的且更加危机四伏的章节,而且,希腊发现自己再一次处在聚光灯下。

单日内,雅典的证券市场下挫接近5%,银行股跌幅更为严重,而希腊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猛涨至2014年以来的最高位至9.5%(超过意大利同类债券7个点位),这令投资者们立时瞠目结舌。引起集体性动荡的原因在于民调显示大选很可能由激进左翼联盟赢得,这是一个由阿列克西斯·齐普拉斯领导的主张民粹主义的左翼政党。尽管齐普拉斯称他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内,他也指出主张废除附属在救助方案中的大多数条件:他将结束紧缩,转变此前在最低工资标准和公共开支上的的削减政策,叫停国有资产出售计划,并寻求免去履行多数政府债务的方案。此般看来,希腊在继续其留在单一货币市场的问题上处于尴尬处境。

由此,提前召开的大选或将在希腊掀起一场新的危机,而引发的后续结果尚不明朗。许多投资者似乎将赌注压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兰西人身上,认为他们会一边偷看雅典发生的灾难,顿感不寒而栗,一边恪守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为他们制定的节衣缩食计划。但是此举恐怕太过于乐观。很难相信一旦希腊爆发危机,骚乱不会蔓延至欧元区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在默克尔的药方被广泛认为弊大于利的情况之下。

希腊的初一

过去的14个月以来,激进左翼联盟都在民调中一路领先于任期即将结束的总理安东尼斯·萨马拉斯所领导的新民主党。即便眼下经济恢复增长,但鉴于GDP自2010年已缩水近20%以及失业率仍处于26%的高位,希腊选民们的愤怒也就显得情有可原了。最近几周,调查显示激进左翼联盟的领先幅度有所收窄,不过就算其未能赢得议会绝大多数席位,齐普拉斯亦能够在选举后寄希望于组建联合政府。这一回,默克尔依旧会如同2012年那样呼吁希腊选民做出明智的选择。

以激进左翼联盟的政策看来,不确定和矛盾已经是他们所能代表的最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则是鲁莽的民粹主义。一方面,齐普拉斯已撤回其一度表现出对希腊欧元成员国席位的敌意,并淡化了他曾做出的过分的承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依然认为自己能够去掉在两次连续的纾困方案中由债权国强加在希腊身上的苛刻条件。在他的理解中,希腊经济持续处于恢复状态,如今实现了基本预算盈余(即指在支付债务利息前);另外他也认为欧元区其他国家会像他们之前那样轻易地做出让步。以上两点考量都显得轻率。

理论上,如若不再依靠外界资本流入,增长的经济和基本盈余看似可以帮助这个国家摆脱其沉重的债务。可是以希腊目前的经济水平来看,重建自身竞争力上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何况齐普拉斯的经济方案本就会使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大幅放缓。在2011年和2012年,由于害怕发生Grexit,欧盟的一些领导人愿意以任何的代价避免其发生,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不太可能如此。欧元区建立了一套防传染抵御机制,使得退出这样的举动更须经过深思熟虑。一系列的举措正在改善欧元区的结构,包括一个新的纾困基金的建立,欧洲央行开始承担最终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指现代银行制度下中央银行在流动性不足的危机前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的角色——译者注)的角色,以及部分区域银行业联盟的形成。另外,多数接受纾困计划的国家与周边国家都在复苏,失业率也有下降的趋势。

欧洲的雷曼时刻?

无论是希腊还是欧元区,都无法承担一场胆小鬼博弈(the game of chicken,博弈论经典模型,指竞争双方均不愿向对方屈服的场景,或造成两者皆无法受益的情况——译者注)所能造成的可怕后果。即便对Grexit的发生有所准备,倘若发生,依旧是危险且后果难以预估的事情。有人担心2008年9月发生的雷曼兄弟危机就是前车之鉴。当时,人们普遍预计全球金融系统足够强健,不会因为单单一家投资银行破产而遭受影响。现在,投资者们相信一些深受失业率困扰的国家仍有机会反弹,比如法国——尽管该国总统创下了受欢迎程度的新低,还有意大利——其国内经济情况以不变价格计算为新世纪14年来最糟糕的一年(相比较,甚至现在希腊的GDP都要高于1999年水平)。

停滞不前的境遇揭示着触发警戒的更深层次原因。欧元区持续黯淡的经济表现使得这个单一货币区域正在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只要债权国(主要指德国)坚持以预算至上并否决一切货币与财政刺激方案,短期内欧元区的经济表现似乎并无法改善。更糟糕的是,由于通膨率目前处在危险的低位,欧元区正面临着数年内坠入通货紧缩与经济停滞——类似九十年代的日本——那样令人担忧的境地中。欧洲大陆的领导者们在推行体制改革中遭遇了困境,因而未能有效改善经济竞争力。当选民看不到希望时,他们会更倾向于把选票投给民粹主义——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只会在希腊发生。

随着2015年的到来,大多数欧洲领导人认为欧元危机正在消散。早先举行的希腊大选显示出这种乐观来得过早。左派或右派的民粹主义政党正在展开针对欧元的新一轮攻势,这一态势在多国持续升温——西班牙当前支持率最高的“我们能”党非常欢迎齐普拉斯在希腊获得胜利,他们宣布将参加今年的大选。比较讽刺的是,当一国开始显现出复苏迹象的时候,也正是其国内民众满腹牢骚最盛之时。和雅典一样,柏林方面对此也应该谨慎对待。

对于泰勒·斯威夫特而言,音乐的未来是一场爱情故事

文/Taylor Swift | Wall Street Journal
译/horsefaCe

Taylor Swift

©glennt

20年、30年或是50年后,音乐产业将会何去何从?

在发表我对此事的看法之前,你应该首先知道你将阅读到的观点来自于一位不折不扣的乐天派:我是那些少数的身在音乐产业中,且坚信其并非行将就木的一员……相反,我认为这个行业正在复苏。

许许多多的人以观察经济行业的眼光作出音乐销量将锐减以及音乐专辑将会无关宏旨的预测。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一张专辑的价值,一直且未来仍将建立在艺术家倾注于作品的心血,以及在其问世后所体现的市场价值之上。即便盗版、文件共享与流媒体大大减少了专辑所能产生的收入,每个艺术家应有自己的对策。

最近几年,你可能已经听说了一些大牌的制作人几乎放弃了他们的音乐事业,转而另谋高就。对于我对未来的憧憬,不仅只是对音乐产业,同时也是对我所见过的每一个年轻女孩而言,我希望她们能够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并主动追求。

音乐是一门艺术,而艺术是如此的重要且稀有。重要,稀有的事物显得如此珍贵。而珍贵的事物尤其价值之所在。因此我认为音乐并不应是免费的,独立音乐人和他们所承载的标签应对专辑的定价拥有话语权。我希望他们不会低估自己和作品的价值。

穿心之箭

谈到专辑的销量,我想指出的是,人们现今依旧在购买专辑,只是购买的数量大不如前。如今的人们只会对那些能穿透心弦的,或能使人感觉强大的,或是在他们孤独时得以振奋的作品掏腰包。时过境迁,今天已不再是20年前那个专辑热卖的黄金时代,作为音乐人,应当有所挑战与激励。

总会有一些艺术家可以突破情感层面上的束缚,将作品融入人们的生活。在我看来,音乐迷们对于音乐有着他们自己的认识。有些音乐仅仅是取乐的工具,甩得快(比如那些夜店或者聚会中跳舞时播放的高分贝歌曲,跳玩之后很快没人会记得这些歌)。某些歌曲和专辑却好像我们生活的四季,聆听中仿佛可以重现那些珍贵的时空记忆。

就有着那么些不朽的音乐人在人们心目中无可取代。我们会对他们的每一张专辑如数家珍,直到他们退休,我们依然会给自己的儿孙播放他们的歌曲。作为一名艺人,这样的场景正是我们渴望与粉丝们建立的纽带。我相信在未来这种纽带关系仍有希望维系,就像我的父亲同海滩男孩(Beach Boys)或是我的母亲与卡莉·西蒙(Carly Simon)之间的那种情感联系。

我认为,未来,与音乐迷们形成纽带关系要借助于持续地为他们提供惊喜的元素。不,我不是指“震惊”;我说的是“惊喜”。夫妻间为对方不断制造的惊喜能带着彼此白头偕老,为何这样的爱不能存在于音乐人与音乐迷之间呢?

我们是生活在YouTube时代的一代人,去年我每晚都在巡回演唱会的旅途上,发现几乎每一位粉丝都会在网络上关注我的演出。为了持续地给听众享受到不一样的体验,我邀请了众多的特殊嘉宾与我同台演唱。我们这一代人一旦感觉厌倦很快就会转换频道,就像阅读中失去耐心就会合上书本一样。我们喜欢那种猝不及防地陷入到惊喜中的感觉。我真希望即使是下一代的音乐人们也能够在对待听众时保持足够的创造力并以此为挑战。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我亲眼见证了一些东西过时淘汰,首当其冲的要数签名。自从iPhone的前置摄像头被发明了之后,我就从未被索取过签名。与粉丝们一起拍张自拍照是现在最受青睐的纪念物,也是时下的流行,貌似也跟“在Instagram上有多少关注者”的问题息息相关。

粉丝的力量

我的一个演员朋友告诉我,她近来的一部电影在遇到两位试镜女演员难以抉择的时候,选角导演选取了在Twitter上拥有更多关注者的那一位。这在音乐行业也正成为一种趋势。时间回溯到2005年,当我来到自己首次新专发布会的会场,我告诉我的歌迷们,我会在这个名叫Myspace的新兴网站里与他们展开直接的互动交流。未来,音乐人获取更高音乐销量的缘由将在于他们拥有更多的歌迷——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

我所目睹的另外一项正在褪色消散的主题是音乐的流派区分。这几年来,你所能听到的乐曲似乎都不止受到一种流派的影响。在如今正是会有这种狂野的,不可预期的制作音乐的快乐。流行乐听着像嘻哈;乡村乐听着像摇滚;摇滚听着像灵魂乐;而民俗乐听着像是乡村音乐——我只想说太不可思议了。我想写出能反映出所有曾感染我的东西的音乐,并且坚定地认为在未来的数十年中,音乐的流派将日趋变得不再会是定义职业风格的条条框框,而成为简单的组织音乐的工具。

此时此刻,音乐产业如此地振奋人心,因为艺术家们的创作探索途径毫无阻碍。此刻的音乐圈,踏出曾经安乐的领域不会徒劳而返,音波的进化不仅仅得到受众的接受,而且俨然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唯一真正需要面对的风险,在于太过于谨慎害怕而作茧自缚。

明星的聚光灯

我猜有些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对于艺人,尤其是对年轻艺人私生活的窥探会变本加厉。那些曾在70年代、80年代或90年代取得过他们商业巅峰的音乐人对我说:“我们那个年代可没有这么疯狂!”我怀疑哪一天我也会对更年轻的音乐人说同样的话(上帝保佑他们)。依旧会有“坏女孩”和“好女孩”,抑或是“纯净的”与“性感的”之间的争论,但凡这样的标签仍旧在世上存在,大家就会有自己的立场。万物本就有各自的对立面。

至于我呢?我会静静坐在一旁,慢慢变老,看着发生或不曾发生的一切,并保持着我那乐天的性格过好我的生活。

另外,我很愿意去拥有一座漂亮的花园。

译者注:并不太熟悉泰勒·斯威夫特以及整个音乐行业,只知道她是近来比较红的一位乡村音乐歌手。这篇来自斯威夫特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的专栏文章显示出,作为一名商业化的音乐人,她对于产业走势有着关注与自己的思考。文中不免出现一些振臂高呼和摇旗呐喊,但对现实中音乐遭遇商业困境需要转变思维顺应时代的观点和立场确实相当鲜明。

2007年新秀的裂变

文/Michael Wallace | ESPN.com
译/horsefaCe

2007 NBA Draft Portraits

2007年选秀双子星:伤病毁掉了格雷格·奥登的职业生涯,而凯文·杜兰特则成长为超级巨星。
Jennifer Pottheiser/NBAE via Getty Images

艾尔·霍福德是那一幕的见证者。在2007年的NCAA总决赛上,他经历了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对抗,这位佛罗里达大学短吻鳄队的大个子会告诉人们,格雷格·奥登他日将成为NBA联盟里的一号人物。

“我只知道我正在看着一个像是会10次入选全明星赛的家伙——他肯定会是人们话题中最强中锋之一的那个人,”霍福德说,“毫无疑问,回首过去,他正在成为一名伟大的球员。”

几乎是在三个月后,奥登在NBA选秀大会上以第一顺位被摘走,霍福德则成为了探花秀。

七年后,霍福德已在全明星赛上崭露过头角,而伤病与其他问题却使奥登的职业生涯偏离了轨道,奥登甚至公开地自嘲“NBA史上最大的水货之一”。

2007年的选秀留下的是一场罕见的极端。这一切不仅仅是在凯文·杜兰特的飞黄腾达之路与奥登在向着默默无闻的方向渐行渐远之间日益形成强烈反差那么简单。

当年的许多新秀被证明是精英人才,例如杜兰特、霍福德、迈克·康利(第四位)、乔金·诺阿(第九位)和马克·加索尔(第四十八位),乐透区里也有一些略显失败的选择,像奥登、易建联(第六位)、阿西·劳(第十一位)、朱利安·怀特(第十三位)和艾尔·索顿(第十四位)。

2007一代之中已经出现了联盟最有价值球员(杜兰特)以及年度最佳防守球员(诺阿),这在1999-2000赛季以来尚属首次。但同时这批选秀中脱颖而出的前21位的球员中却有7位已经离开了NBA。若奥登在下个赛季离去,他将成为这第八人。

奥登的遭逮捕也将他本人置于与状元秀身份难以相称的尴尬位置。

西恩·威廉姆斯,当年在第十七位被篮网队选中,他的生涯一步步在吸毒、非法入侵和严重不当行为指控中不断深陷。2012年,他被火箭队裁员,因而离开了联盟。

比威廉姆斯后两位的新秀加瓦利斯·克里坦顿,于2009年12月同吉尔伯特·阿里纳斯一道在华盛顿奇才队的更衣室内引发持枪事件。事后两人均被禁止参加2009-2010赛季的剩余比赛。而克里坦顿在该事件后就从未得到在NBA上场的机会。他的人生据说在随后的几年里发生了惊人的转折,如今在等待着多重谋杀、吸毒和使用枪械的数项指控。

2013-14 KIA Player of the Year Award

以榜眼秀的身份进入NBA的七年后,凯文·杜兰特荣膺联盟最有价值球员。
Jesse D. Garrabrant/NBAE/Getty Images

NBA负责球探运营的高级总监瑞安·布莱克一直是尝试着理解源于2007选秀所发生的事情的许多人中的一员。

“各种奇怪的状况就这么发生了,这真是有趣的事情,”布莱克说,“被选中的新人们迎接了不同的际遇,有些家伙我们原本以为会有更好的表现,有些则甚至完全不被我们看好……选秀中总会出现各类风险。”

当霍福德目睹奥登的无奈自嘲以及在杜兰特星光闪耀下形成鲜明对比之后,他不寒而栗。尽管在他加盟亚特兰大鹰队的七年中他的球队均闯入了季后赛,但他也尝到了伤病的困扰,在过去的三个赛季里,他因此缺席了116场比赛。

“我觉得这对格雷格不公平,”霍福德说,“他承载了太多的期望。我们都知道凯文绽放光芒成为今日的巨星只是时间问题,但不应该将历经伤病的格雷格跟凯文作比较。如果他可以健康地打球,他能够打得很棒。”

“我知道他是个好伙计,一个好人。正如他的伤痛一样,现在面临的场外问题也预示着他走在一段崎岖的道路上。说到头来,我们都是人,都会犯错。”

瑞玛·班达尔·沙特公主

文/Jennifer Keishin Armstrong, Fast Company
译/horsefaCe

Princess Reema Bint Bandar Al-Saud

“你不能让半数的人民无法参与工作,”沙特阿拉伯奢侈品零售商阿尔法国际的首席执行官瑞玛·班达尔·沙特公主(Princess Reema Bint Bandar Al-Saud)说道,“如今的女姓应该为自己的个人财政负责,她们也会渴求去探索世界,并且不再如此依赖男性。”这位女性为世界上最不激进的文化带来了变革的涟漪。

在过去的两年里,瑞玛公主朝着女性赋权的方向做了大胆的尝试。在利雅得的夏菲尼高(Harvey Nichols)百货商店,她炒了几十位经验丰富的售货员的鱿鱼,以便将位置腾出来让给相等数量的女性营业员。这在一个传统女性不会出门与男性交流更绝少出现在服务岗位上的国家而言,是极富争议且非同寻常的做法。(沙特阿拉伯女性贡献的生产力相较1992年的5%已经提升至现在的15%。)沙特的传统主义者们视其为十分激进的行为。

争议中,一切都在妥协中进行。近几年,政府已颁布一系法令为女性在零售业扩展就业机会——包括禁止男性在只为女性顾客提供服务的内衣和化妆品店工作。在此之前,雇佣女性的商店总是会遭伊斯兰法强制执行的宗教警察关停。新的法规允许增加女性受雇机会,同时也须固守某些先前的标准(例如男女性在特定空间内分隔开的间室及指定的比例)。 “我们的社会往往比其他社会变革得要慢一些。我们不得不向人们解释这是种进化发展,而不是在西化。”

瑞玛公主生于利雅得,长在华盛顿,她的父亲班达尔·本·苏尔坦亲王(他是沙特王国开国君主的孙子)曾在那任职沙特阿拉伯驻美大使。她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主修博物馆研究,毕业后在巴黎的阿拉伯世界研究所工作了几年,后又至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帮助其母亲管理收集的大量艺术品。2008年,这批藏品回到了沙特,瑞玛公主也随之回国。原本计划只在家呆上一个月,期间她发现阿尔法国际,这个由其家族部分持有的公司,正面临利雅得的夏菲尼高百货商店糟糕业绩的困境,于是她想了些办法试图令其扭转局面。“商店年久失修,所以我们从此下手,”她说,“我们打乱整个商店,从清理空货架开始做起。”不久,她发觉自己已在经营着整个阿尔法国际的运转。

夏菲尼高百货商店在整合女性员工方面做得成功的一个原因利益于为女雇员提供了甚至远远超过美国标准的职场便利。举个例子,在沙特,女性驾车尚未合法化,于是公司为员工提供了上下班的交通服务。职场中还设置了子女日间护理。“我想要避免家庭中来自于婆婆或丈夫口舌的障碍,‘谁来照顾孩子?’”瑞玛公主说。同时,公司内员工可以决定自己佩戴面纱与否,对于沙特阿拉伯的女性,这是一项重要的个人选择,“我不会过问一位女士无论她是否遮盖住自己的面庞。”

然而若将解决上述的职场问题同处理由其变革引发的社会影响相比,可谓十分简单。利雅得的百货商店(这家于2000年开业的夏菲尼高是英国以外的首家分号)在去年遭遇利润额42%的下降,一方面是受到反对女性员工声音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在替换男售货员后流失了熟练工。“女性们还没掌握经验,”瑞玛公主说,“像是把她们扔给了狼,但我还是这么做了。对她们的训练是我们对这些女士做的投资。我想让女性拥有更好的机会。”沙特人尚在适应利雅得夏菲尼高的这些新面孔之中,而瑞玛公主似乎坚定地相信他们将最终认可并光顾。“这只是社会认知的问题,”她说道,“而这是会得到改变的。”

译者注:原文载于Fast Company magazine,瑞玛·班达尔·沙特公主在该刊“2014年最具创新精神人物”系列中列首位。

旁敲侧击,美利坚金融改革

文/Rana Foroohar, Time, Vol.182, No.13, 2013
译/horsefaCe

Wall Street

金融危机的爆发过去已逾五年,雷曼兄弟所遭受的灾难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尺椽片瓦般的惨状似乎已成为遥远的回忆。美国摆脱了大萧条,增长得以回归,大银行甚至创造了破记录的利润。美国政府乃至从对AIG、房利美、房地美等机构的救助中渔利。在多德-弗兰克法案授权下力推新金融政策的奥巴马内阁在保护金融体系安全的努力值得称道——这方面的工作令所有的现在或是从前危机小组成员辗转反侧。

但在热情背后,却隐藏了巨大的真相。为了继续前行,美国经济正在金融化的进程中被无情地镶嵌到华尔街深处。如今这个国家的大银行比危机前更庞大与强势,而经济中金融的比重也日趋增大。尽可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现象管中窥豹,美铝、惠普和主营零售业务的美国银行最近被从其名单中剔除,取而代之的,是重振旗鼓的投行寡头——高盛。

鉴于此,你还能坚信你的钱真的比五年前更安全吗?美国对于金融业的重建足以避免另一场危机吗?答案恐怕尚不明确,因为金融业一如既往地错综复杂。美国的金融机构在世界各地高风险衍生工具的投入上依旧显得十分自由而缺乏限制。若在欧洲发生一场危机,很有可能会令美国的某个机构备受蹂躏,掀起的余波将通过其他一些关键领域造成危害,如美国国内持有的金额高达2.7兆的货币市场基金——持有人多为商业街(Main Street,指普通大众——译者注)投资者,他们相信这些基金就如同现金一样安全。

虽说这样的脚本未必成真——许多美国银行一直在控制风险并扩充资本——但灾难仍旧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太依赖银行的自我驾驭能力,这种能力之前却并未奏效。真相是,华府于08年至09年期间对银行系统做出的迅速救助可以说卓有成效,救助使得经济避免受到更严重的冲击,而之后东山再起的银行却显得气势汹汹,于是乎对于金融业的调控以及将其与实体经济的连结就显得有些矫枉过正了。以下列出的是给予所有人在降低风险方面非常应该做的五项建议。

No.1 修复“大而不能倒”问题

当金融崩溃来袭之际,所有人都不得不被迫去面对“大而不能倒”的学说——这种观念认为一些银行规模实在太大,已经成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应不计代价地实施救援以避免系统性的灾难。但在过去几年内,批评的浪潮一波接一波涌来——从摩根大通昵称“伦敦鲸”的交易员(本名Bruno Michel Iksil,其操作的信用衍生品交易造成巨大损失——译者注)下赌注般损失的70亿美元,再到多家银行操纵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丑闻(包括摩根大通、花旗等多家欧美银行牵涉其中——译者注)所带来的启示——这些都证明了这些大型机构所创造的麻烦依然可以对经济产生广泛的影响,而华尔街对商业街的时势如以往一样漠不关心。

一家简单的银行将会是一家安全的银行。到目前为止,银行业游说团已经在打击行业后方监管工作以及缩减规模、简化复杂的流程上花费了巨资。在他们对美国金融业上不遗余力的游说下,类似多德-弗兰克法案这样被呼吁的新规则中只有约四成被成文规定。毫无疑问,银行界在抵制行业调整;社会需要他们去更多地关注实体经济,虽然收益不高,给予那些创造工作岗位的生意提供贷款资金,而不再仅仅热衷于高收益但同时也高风险的自营交易。“‘大而不能倒’问题并未就此结束,”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称,“银行们依旧是复杂而且跨国性的,甚至比危机前更庞大了。”

甚至有许多银行家接受这种说法,比如前美林证券CEO约翰·塞恩、前花旗集团领袖桑迪·威尔。多德-弗兰克法案创建了一套淘汰失败银行的路线图,然而国际性标准的缺乏意味着对于那些跨国金融机构,并没有可视之为捷径的约束方案。

更糟的是,有一些金融机构如今已到了太大而无法管理的地步,这意味着那些内部的监管保障在复杂的业务流程的重压下显得不堪重负。包括《黑天鹅》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斯坦福大学金融学教授阿纳特·阿德马蒂在内的专家都写道,银行可以通过歪曲数据来制造实际上毫无根据的预测结果,以此足以通过政府设置的应力测试。

解决方案:沃尔克法则,由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所提出的建议,法则要求将政府担保的商业贷款从那些高风险业务中抽离出来。“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在有风险性的业务与联邦政府所支持的商业贷款之间构建一道防火墙,”前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席希拉·拜尔说,“高风险的金融业务需要有市场的支撑,而不是个人存款。”这个建议明显对于限定纳税人责任方面是一项重要举措,但到目前为止,法案并未成文,几年内或不会实施。

No.2 限制杠杠

如果离开杠杠,银行将无法运转,也就是说他们将失去借到更多的钱来迅速偿还原有债务的能力。所以当一家银行被打量,有一种关键的测量方法即研究其杠杆率,这个比率会反映出银行拥有的高质量、可承受亏损的风险缓冲资金的数量,这种资产将会在其面临需要之时分散危机,消化损失。较低的杠杆还能精简业务操作;而高企的杠杆率则意味着高风险,有可能令银行无法正常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自危机以来,美国的一些大银行开始提升抵消风险的资本数量。杠杆率也从危机前的峰值略微下降。不过诸多专家提出这种幅度的降低仍远远不够。当银行在高负债比的状态下进行金融业务,倘若出现意外,对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会成倍显现。“不在限制杠杠的问题上做些什么是一种疯狂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前美联储副主席艾伦·布林德说,他的新书《音乐静止后》审视了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残存的风险所在。FDIC副主席,银行业改革主张者托马斯·洪尼格对此表示赞同,并且称华尔街所辩称的限制杠杆将会使银行贷款远离实业经济的说法是一派胡言。洪尼格在最近写给《金融时报》的专栏文章中写到:如果高企的杠杆能促进流向实业的贷款,“那么它就是通过从制造大银行,提高纳税人的支出,压榨实体经济和弱势集团来做到的。”确实有证据表明,拥有更充足资本的银行在繁荣和萧条的循环周期内更有能力来维持贷款。

斯坦福大学的阿德马蒂认为杠杠就是“那只房间里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指非常明显但不被提及的隐晦之事——译者注),他在著作《银行家的新衣》内举了一个有力的例子来说明为何银行不应大肆举债。银行们总抱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建议的法则要求他们提取出5%的资金用于防范风险,然而其他的大多数企业甚至不敢想象将相当于资产50%的钱用于借贷,更不用说95%了。“一直以来银行让我们相信,他们应当被以特殊的方式来看待,”阿德马蒂说,这种根植通常是以援引复杂的论点和使用术语行话来实现糊弄众人的目的。很值得注意的一点,银行所持有的大部分现金都属于债务:他们为他人保管的储蓄存款。阿德马蒂所希冀的调整是令银行拿出他们自己20%或30%以上的钱来投入到日常的金融业务中。“如果银行要做那些生意,”他说,“他们应该拿自己的钱去赌博。”

No.3 揭露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

沃伦·巴菲特曾经将在2008年在金融系统兴风作浪的衍生品描述为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就因为这些玩意儿允许小风险倍道兼行,并在全球范围内肆意蔓延。还记得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也译作信用违约互换,一种美国常见的金融衍生品——译者注)吗?就是它引发了次贷风险从亚利桑那一路蹦跶到冰岛。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TFC)主席加里·金斯勒一直在为了推动金融衍生品实行更严格的监管做着努力,他已将美国半数的利率掉期交易(此类衍生品位于金融危机的中心点位置)从黑暗内幕中拽出,投入到中央票据交换所。同时,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也在信息实时报告和经纪人注册的体制上做出重要的进展。然而,这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华尔街在国会、政府,以及遍布美国及海外的游说团总能在多德-弗兰克法案中开凿出些许漏洞。这些漏洞足以让银行与对冲基金继续他们那非透明、高风险的金融交易,例如国际市场上的外汇衍生品——这意味着堪比伦敦鲸甚至比其更大的鱼依旧可以潜于最深且最具风险性的金融深水之下,不为世人所知。

金斯勒曾是一位高盛的衍生品专家,并在1998年为当时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工作,正是当年,曝出操作对冲基金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恐将令美国金融崩盘的事件。罪魁祸首是其一项规模为1.25兆美元的掉期投资组合遭受亏损。金斯勒还记得当时某个周日出门前往LTCM总部进行调查的情景。“我瞬间意识到我们对这些衍生物处于金融系统的何种位置毫无所知,因为这些玩意儿在开曼群岛注册,”他说,“这感觉糟透了。”

在金斯勒的努力下,美国的金融机构如今想把脏衣服挂到加勒比地区变得更困难了。话虽如此,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依旧伴随着我们。“银行总能取得他们想要的东西。”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逊教授说。

No.4 将影子银行置于光照之下

银行之所以能成功游说,保持其松散的被监管状态,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宣称即使他们不进行那些高风险交易,其他人——比如另一家受监管更松散的对冲基金——也会做的。因此,最好将此类交易都从阴影中拽出,置于华尔街台面之上,如此那些金融家的辩词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另外有观点认为,若银行受到严格的监管,风险将会迁徙至影子银行的时间,这可真是荒谬,因为影子银行的风险早就已经存在——不管是LTCM的崩盘还是现如今炙手可热的货币市场基金都证明了这一点。后者尽管没有FDIC承保,许多美国人却都将其视为堪比现金的等价物。

实际上目前很难有什么是无风险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逊教授指出,雷曼兄弟的危机导致了至少一项基金“跌破面值”,投资者无法赎回的所有投入的钱,虽说在这个案例中大型金融机构所承受的损失要超过个人投资者,但倘若有下一回,情况也许就不是这样了。因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为了确保安全,提出了新的货币市场基金法案。不过金融界再次对此进行了反对,声称此举将推高成本,降低收益,因而导致改革步履维艰。推行的法案很有可能流产,或是被逐渐冲淡直到没人记得。“影子银行,包括像货币市场基金这样看似无害的东西,正在整个系统中传播风险与动荡,”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的领导人罗布·约翰逊说。是华尔街还是影子银行应被监管并非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两者都应该被更好地照管。

No.5 重启金融文化

银行业的创造本是为服务实体经济,而非其他的歪门邪道。但美国经济在金融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逐渐成为了华尔街的玩物,这很难让人想到银行最初简单的业务:借钱给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生意。今天,大银行们所贡献的GDP份额甚至比危机前还要高,但是他们给予个人或创造了大多数工作岗位的小企业的授信依旧趋紧。同时,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依然低于其长期预期水平。

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人被告知他们不得不为银行业的复苏添砖加瓦,以求仅存的经济成果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学术研究结果显示,在金融业飞速发展的近30年内,新行业的开拓已然停滞。银行们得到了危机救援,实业们却还在等待。诸多危机的核心问题残留下来:比如,像房利美这样的政府资助金融机构依旧占据着住房抵押贷款的近90%,这样的结构能否合理地支撑健康的私有化系统如今尚不明晰。

德克萨斯大学教授,金融危机专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思等学者担心,在一个高频贸易、全球金融的时代,为实体经济贷款变成一种相对而言缺少吸引力的业务种类。“正如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所说,‘若想要小企业发展,你就需要小银行来满足它’,” 加尔布雷思称。

这样理想的情况可不会短时间内在美国达成。但是依旧可以做些什么使得金融行业朝着其他行业需要的方向发展。首先,政府应该建立一套更为完善的体系来引导银行信用评级,这种体系不应牵扯到那些银行出钱收买的信用评级机构(危机五年来可以发现这些信用机构都不可信)。借助适当地为监管者提供报酬亦可清除华尔街和华府之间的旋转门。“我们应该大幅提升资深监管人的薪资,那样他们就不会想着——也不需要——在华尔街和公共部门之间来回折腾了,”INET的约翰逊说。诚然,为了改善监管状况以防止一场金融爆炸而造成损失,即使是通过提升开支来实现这一目的,也是物有所值。

美国政府还应该加强对金融人员实行的行为问责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与其他一些学者相信,主要银行的CEO们应为那些糟糕的金融交易于法律层面上问罪(2002年起,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就是对实业企业下了这样的规定)。“如果我们不能将某些人扔到监狱里面去,下一次有些人还会这么做的。”斯蒂格利茨说。

悲惨的现实是,自金融危机以来,许多愤世嫉俗的人在发声,例如说银行在与客户想法的方向上压了赌注,不过事实上那是完全合法的。不过其他的一些行为——包括银行家们在意识到有可能坏账的情况下发放房贷——更应被强力地控诉。更严格地进行处罚或更积极地起诉或许无法即刻弥补美国金融系统结构的缺陷,或改变7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但倘若过去的五年教会了我们一些什么东西,那么这五年所带来的损失必然将给予我们更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