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目录归档:西学东渐

翻译自外文的文章。

悄然间改变的宗教格局

文/Alana Yzola | Business Insider
译/horsefaCe

中国有着古老的宗教传统,根据官方的说法,像佛教、道教这样的宗教在中国已经存在了逾2000年。然而,近来一张路透社发布的统计地图表明,这个国家的信仰系统已逐渐发生着多元化的改变。

major religions in China

这张由珀杜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的负责人Fanggang Yang教授所提供的信息绘制而成的地图显示,中国境内的一神论宗教,包括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其信仰人数正在增长并已有相当数量。尽管在华南和西南地区,佛教依旧是主要的信仰,但是在华东,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人数却已成为了大多数;同时,在新疆和甘肃等西部地区,穆斯林占据了信众的主流。

“基督教新教是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宗教。”Yang在其题为《中国将在何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教国家》的文章中写道。估测结论众说纷纭,《经济学人》的数据认为截至去年中国已有1亿新教徒。

外交关系协会认为,至2025年这个数字就将上升到1.6亿。

即便在中国国内出现了反对教堂的情绪,Yang预计新教的增长也将持续。

“如果这个增长率维持在7%的高位,”Yang写道,“到2040年,基督徒就将占中国人口的32.5%,而2050年将达66.7%。”

christianity growing in China

增长亦会加剧基督教徒同中国执政党之间的紧张关系,Yang说。

地图还显示,在湖州,即使当地新教徒竭力月余依旧未能阻止当局从教堂内去除十字架这一信仰的象征。据《卫报》称,这还只是2013年底以来中国境内“为了安全和美观”而移除的1200个十字架之一。

基督教领袖对这样的移除表示抗议,《卫报》报道,他们在七月底向中国的信徒们发布了一封公开信。

然而当局官员依然认为此次十字架的移除受到多数人的支持。“总的来说,教堂方面和人民群众都是赞成(移除十字架)的。”一位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官员对《环球时报》——中国国营报纸——的记者说。

维吾尔人,一支土生土长在中国,多数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民族,也在新疆面临着紧张的气氛。据BBC称,维吾尔人同中国官方已有较长一段历史的暴力与约束的情况发生。去年,新疆政府对穆斯林斋月的斋戒传统下了禁令。

欧元的下一场危机

文/The Economist, Vol.414, No.8919, 2015
译/horsefaCe

debt crisis in Greece

图片来源互联网

政治再次在单一货币区内作祟

自从2009年下半年欧元危机爆发以来,希腊始终处于或邻近风暴的中心。希腊在2010年5月成为了首个接受纾困方案的国家;希腊也是2011年和2012年以来反复出现的自单一货币体系中退出的论调中的主题(所谓的Grexit);同时,这也是欧元区内唯一一个政府债务被重组过的国家。12月29日,希腊议会未能选出下一届总统,面临着于1月25日提前召开议会选举(本文撰写于2015年1月初,在随后的选举中,激进左翼联盟正如预测那样取得议会近半数席位——译者注)。欧元危机正在步入全新的且更加危机四伏的章节,而且,希腊发现自己再一次处在聚光灯下。

单日内,雅典的证券市场下挫接近5%,银行股跌幅更为严重,而希腊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猛涨至2014年以来的最高位至9.5%(超过意大利同类债券7个点位),这令投资者们立时瞠目结舌。引起集体性动荡的原因在于民调显示大选很可能由激进左翼联盟赢得,这是一个由阿列克西斯·齐普拉斯领导的主张民粹主义的左翼政党。尽管齐普拉斯称他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内,他也指出主张废除附属在救助方案中的大多数条件:他将结束紧缩,转变此前在最低工资标准和公共开支上的的削减政策,叫停国有资产出售计划,并寻求免去履行多数政府债务的方案。此般看来,希腊在继续其留在单一货币市场的问题上处于尴尬处境。

由此,提前召开的大选或将在希腊掀起一场新的危机,而引发的后续结果尚不明朗。许多投资者似乎将赌注压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兰西人身上,认为他们会一边偷看雅典发生的灾难,顿感不寒而栗,一边恪守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为他们制定的节衣缩食计划。但是此举恐怕太过于乐观。很难相信一旦希腊爆发危机,骚乱不会蔓延至欧元区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在默克尔的药方被广泛认为弊大于利的情况之下。

希腊的初一

过去的14个月以来,激进左翼联盟都在民调中一路领先于任期即将结束的总理安东尼斯·萨马拉斯所领导的新民主党。即便眼下经济恢复增长,但鉴于GDP自2010年已缩水近20%以及失业率仍处于26%的高位,希腊选民们的愤怒也就显得情有可原了。最近几周,调查显示激进左翼联盟的领先幅度有所收窄,不过就算其未能赢得议会绝大多数席位,齐普拉斯亦能够在选举后寄希望于组建联合政府。这一回,默克尔依旧会如同2012年那样呼吁希腊选民做出明智的选择。

以激进左翼联盟的政策看来,不确定和矛盾已经是他们所能代表的最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则是鲁莽的民粹主义。一方面,齐普拉斯已撤回其一度表现出对希腊欧元成员国席位的敌意,并淡化了他曾做出的过分的承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依然认为自己能够去掉在两次连续的纾困方案中由债权国强加在希腊身上的苛刻条件。在他的理解中,希腊经济持续处于恢复状态,如今实现了基本预算盈余(即指在支付债务利息前);另外他也认为欧元区其他国家会像他们之前那样轻易地做出让步。以上两点考量都显得轻率。

理论上,如若不再依靠外界资本流入,增长的经济和基本盈余看似可以帮助这个国家摆脱其沉重的债务。可是以希腊目前的经济水平来看,重建自身竞争力上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何况齐普拉斯的经济方案本就会使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大幅放缓。在2011年和2012年,由于害怕发生Grexit,欧盟的一些领导人愿意以任何的代价避免其发生,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不太可能如此。欧元区建立了一套防传染抵御机制,使得退出这样的举动更须经过深思熟虑。一系列的举措正在改善欧元区的结构,包括一个新的纾困基金的建立,欧洲央行开始承担最终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指现代银行制度下中央银行在流动性不足的危机前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的角色——译者注)的角色,以及部分区域银行业联盟的形成。另外,多数接受纾困计划的国家与周边国家都在复苏,失业率也有下降的趋势。

欧洲的雷曼时刻?

无论是希腊还是欧元区,都无法承担一场胆小鬼博弈(the game of chicken,博弈论经典模型,指竞争双方均不愿向对方屈服的场景,或造成两者皆无法受益的情况——译者注)所能造成的可怕后果。即便对Grexit的发生有所准备,倘若发生,依旧是危险且后果难以预估的事情。有人担心2008年9月发生的雷曼兄弟危机就是前车之鉴。当时,人们普遍预计全球金融系统足够强健,不会因为单单一家投资银行破产而遭受影响。现在,投资者们相信一些深受失业率困扰的国家仍有机会反弹,比如法国——尽管该国总统创下了受欢迎程度的新低,还有意大利——其国内经济情况以不变价格计算为新世纪14年来最糟糕的一年(相比较,甚至现在希腊的GDP都要高于1999年水平)。

停滞不前的境遇揭示着触发警戒的更深层次原因。欧元区持续黯淡的经济表现使得这个单一货币区域正在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只要债权国(主要指德国)坚持以预算至上并否决一切货币与财政刺激方案,短期内欧元区的经济表现似乎并无法改善。更糟糕的是,由于通膨率目前处在危险的低位,欧元区正面临着数年内坠入通货紧缩与经济停滞——类似九十年代的日本——那样令人担忧的境地中。欧洲大陆的领导者们在推行体制改革中遭遇了困境,因而未能有效改善经济竞争力。当选民看不到希望时,他们会更倾向于把选票投给民粹主义——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只会在希腊发生。

随着2015年的到来,大多数欧洲领导人认为欧元危机正在消散。早先举行的希腊大选显示出这种乐观来得过早。左派或右派的民粹主义政党正在展开针对欧元的新一轮攻势,这一态势在多国持续升温——西班牙当前支持率最高的“我们能”党非常欢迎齐普拉斯在希腊获得胜利,他们宣布将参加今年的大选。比较讽刺的是,当一国开始显现出复苏迹象的时候,也正是其国内民众满腹牢骚最盛之时。和雅典一样,柏林方面对此也应该谨慎对待。

对于泰勒·斯威夫特而言,音乐的未来是一场爱情故事

文/Taylor Swift | Wall Street Journal
译/horsefaCe

Taylor Swift

©glennt

20年、30年或是50年后,音乐产业将会何去何从?

在发表我对此事的看法之前,你应该首先知道你将阅读到的观点来自于一位不折不扣的乐天派:我是那些少数的身在音乐产业中,且坚信其并非行将就木的一员……相反,我认为这个行业正在复苏。

许许多多的人以观察经济行业的眼光作出音乐销量将锐减以及音乐专辑将会无关宏旨的预测。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一张专辑的价值,一直且未来仍将建立在艺术家倾注于作品的心血,以及在其问世后所体现的市场价值之上。即便盗版、文件共享与流媒体大大减少了专辑所能产生的收入,每个艺术家应有自己的对策。

最近几年,你可能已经听说了一些大牌的制作人几乎放弃了他们的音乐事业,转而另谋高就。对于我对未来的憧憬,不仅只是对音乐产业,同时也是对我所见过的每一个年轻女孩而言,我希望她们能够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并主动追求。

音乐是一门艺术,而艺术是如此的重要且稀有。重要,稀有的事物显得如此珍贵。而珍贵的事物尤其价值之所在。因此我认为音乐并不应是免费的,独立音乐人和他们所承载的标签应对专辑的定价拥有话语权。我希望他们不会低估自己和作品的价值。

穿心之箭

谈到专辑的销量,我想指出的是,人们现今依旧在购买专辑,只是购买的数量大不如前。如今的人们只会对那些能穿透心弦的,或能使人感觉强大的,或是在他们孤独时得以振奋的作品掏腰包。时过境迁,今天已不再是20年前那个专辑热卖的黄金时代,作为音乐人,应当有所挑战与激励。

总会有一些艺术家可以突破情感层面上的束缚,将作品融入人们的生活。在我看来,音乐迷们对于音乐有着他们自己的认识。有些音乐仅仅是取乐的工具,甩得快(比如那些夜店或者聚会中跳舞时播放的高分贝歌曲,跳玩之后很快没人会记得这些歌)。某些歌曲和专辑却好像我们生活的四季,聆听中仿佛可以重现那些珍贵的时空记忆。

就有着那么些不朽的音乐人在人们心目中无可取代。我们会对他们的每一张专辑如数家珍,直到他们退休,我们依然会给自己的儿孙播放他们的歌曲。作为一名艺人,这样的场景正是我们渴望与粉丝们建立的纽带。我相信在未来这种纽带关系仍有希望维系,就像我的父亲同海滩男孩(Beach Boys)或是我的母亲与卡莉·西蒙(Carly Simon)之间的那种情感联系。

我认为,未来,与音乐迷们形成纽带关系要借助于持续地为他们提供惊喜的元素。不,我不是指“震惊”;我说的是“惊喜”。夫妻间为对方不断制造的惊喜能带着彼此白头偕老,为何这样的爱不能存在于音乐人与音乐迷之间呢?

我们是生活在YouTube时代的一代人,去年我每晚都在巡回演唱会的旅途上,发现几乎每一位粉丝都会在网络上关注我的演出。为了持续地给听众享受到不一样的体验,我邀请了众多的特殊嘉宾与我同台演唱。我们这一代人一旦感觉厌倦很快就会转换频道,就像阅读中失去耐心就会合上书本一样。我们喜欢那种猝不及防地陷入到惊喜中的感觉。我真希望即使是下一代的音乐人们也能够在对待听众时保持足够的创造力并以此为挑战。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我亲眼见证了一些东西过时淘汰,首当其冲的要数签名。自从iPhone的前置摄像头被发明了之后,我就从未被索取过签名。与粉丝们一起拍张自拍照是现在最受青睐的纪念物,也是时下的流行,貌似也跟“在Instagram上有多少关注者”的问题息息相关。

粉丝的力量

我的一个演员朋友告诉我,她近来的一部电影在遇到两位试镜女演员难以抉择的时候,选角导演选取了在Twitter上拥有更多关注者的那一位。这在音乐行业也正成为一种趋势。时间回溯到2005年,当我来到自己首次新专发布会的会场,我告诉我的歌迷们,我会在这个名叫Myspace的新兴网站里与他们展开直接的互动交流。未来,音乐人获取更高音乐销量的缘由将在于他们拥有更多的歌迷——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

我所目睹的另外一项正在褪色消散的主题是音乐的流派区分。这几年来,你所能听到的乐曲似乎都不止受到一种流派的影响。在如今正是会有这种狂野的,不可预期的制作音乐的快乐。流行乐听着像嘻哈;乡村乐听着像摇滚;摇滚听着像灵魂乐;而民俗乐听着像是乡村音乐——我只想说太不可思议了。我想写出能反映出所有曾感染我的东西的音乐,并且坚定地认为在未来的数十年中,音乐的流派将日趋变得不再会是定义职业风格的条条框框,而成为简单的组织音乐的工具。

此时此刻,音乐产业如此地振奋人心,因为艺术家们的创作探索途径毫无阻碍。此刻的音乐圈,踏出曾经安乐的领域不会徒劳而返,音波的进化不仅仅得到受众的接受,而且俨然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唯一真正需要面对的风险,在于太过于谨慎害怕而作茧自缚。

明星的聚光灯

我猜有些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对于艺人,尤其是对年轻艺人私生活的窥探会变本加厉。那些曾在70年代、80年代或90年代取得过他们商业巅峰的音乐人对我说:“我们那个年代可没有这么疯狂!”我怀疑哪一天我也会对更年轻的音乐人说同样的话(上帝保佑他们)。依旧会有“坏女孩”和“好女孩”,抑或是“纯净的”与“性感的”之间的争论,但凡这样的标签仍旧在世上存在,大家就会有自己的立场。万物本就有各自的对立面。

至于我呢?我会静静坐在一旁,慢慢变老,看着发生或不曾发生的一切,并保持着我那乐天的性格过好我的生活。

另外,我很愿意去拥有一座漂亮的花园。

译者注:并不太熟悉泰勒·斯威夫特以及整个音乐行业,只知道她是近来比较红的一位乡村音乐歌手。这篇来自斯威夫特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的专栏文章显示出,作为一名商业化的音乐人,她对于产业走势有着关注与自己的思考。文中不免出现一些振臂高呼和摇旗呐喊,但对现实中音乐遭遇商业困境需要转变思维顺应时代的观点和立场确实相当鲜明。

2007年新秀的裂变

文/Michael Wallace | ESPN.com
译/horsefaCe

2007 NBA Draft Portraits

2007年选秀双子星:伤病毁掉了格雷格·奥登的职业生涯,而凯文·杜兰特则成长为超级巨星。
Jennifer Pottheiser/NBAE via Getty Images

艾尔·霍福德是那一幕的见证者。在2007年的NCAA总决赛上,他经历了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对抗,这位佛罗里达大学短吻鳄队的大个子会告诉人们,格雷格·奥登他日将成为NBA联盟里的一号人物。

“我只知道我正在看着一个像是会10次入选全明星赛的家伙——他肯定会是人们话题中最强中锋之一的那个人,”霍福德说,“毫无疑问,回首过去,他正在成为一名伟大的球员。”

几乎是在三个月后,奥登在NBA选秀大会上以第一顺位被摘走,霍福德则成为了探花秀。

七年后,霍福德已在全明星赛上崭露过头角,而伤病与其他问题却使奥登的职业生涯偏离了轨道,奥登甚至公开地自嘲“NBA史上最大的水货之一”。

2007年的选秀留下的是一场罕见的极端。这一切不仅仅是在凯文·杜兰特的飞黄腾达之路与奥登在向着默默无闻的方向渐行渐远之间日益形成强烈反差那么简单。

当年的许多新秀被证明是精英人才,例如杜兰特、霍福德、迈克·康利(第四位)、乔金·诺阿(第九位)和马克·加索尔(第四十八位),乐透区里也有一些略显失败的选择,像奥登、易建联(第六位)、阿西·劳(第十一位)、朱利安·怀特(第十三位)和艾尔·索顿(第十四位)。

2007一代之中已经出现了联盟最有价值球员(杜兰特)以及年度最佳防守球员(诺阿),这在1999-2000赛季以来尚属首次。但同时这批选秀中脱颖而出的前21位的球员中却有7位已经离开了NBA。若奥登在下个赛季离去,他将成为这第八人。

奥登的遭逮捕也将他本人置于与状元秀身份难以相称的尴尬位置。

西恩·威廉姆斯,当年在第十七位被篮网队选中,他的生涯一步步在吸毒、非法入侵和严重不当行为指控中不断深陷。2012年,他被火箭队裁员,因而离开了联盟。

比威廉姆斯后两位的新秀加瓦利斯·克里坦顿,于2009年12月同吉尔伯特·阿里纳斯一道在华盛顿奇才队的更衣室内引发持枪事件。事后两人均被禁止参加2009-2010赛季的剩余比赛。而克里坦顿在该事件后就从未得到在NBA上场的机会。他的人生据说在随后的几年里发生了惊人的转折,如今在等待着多重谋杀、吸毒和使用枪械的数项指控。

2013-14 KIA Player of the Year Award

以榜眼秀的身份进入NBA的七年后,凯文·杜兰特荣膺联盟最有价值球员。
Jesse D. Garrabrant/NBAE/Getty Images

NBA负责球探运营的高级总监瑞安·布莱克一直是尝试着理解源于2007选秀所发生的事情的许多人中的一员。

“各种奇怪的状况就这么发生了,这真是有趣的事情,”布莱克说,“被选中的新人们迎接了不同的际遇,有些家伙我们原本以为会有更好的表现,有些则甚至完全不被我们看好……选秀中总会出现各类风险。”

当霍福德目睹奥登的无奈自嘲以及在杜兰特星光闪耀下形成鲜明对比之后,他不寒而栗。尽管在他加盟亚特兰大鹰队的七年中他的球队均闯入了季后赛,但他也尝到了伤病的困扰,在过去的三个赛季里,他因此缺席了116场比赛。

“我觉得这对格雷格不公平,”霍福德说,“他承载了太多的期望。我们都知道凯文绽放光芒成为今日的巨星只是时间问题,但不应该将历经伤病的格雷格跟凯文作比较。如果他可以健康地打球,他能够打得很棒。”

“我知道他是个好伙计,一个好人。正如他的伤痛一样,现在面临的场外问题也预示着他走在一段崎岖的道路上。说到头来,我们都是人,都会犯错。”

瑞玛·班达尔·沙特公主

文/Jennifer Keishin Armstrong, Fast Company
译/horsefaCe

Princess Reema Bint Bandar Al-Saud

“你不能让半数的人民无法参与工作,”沙特阿拉伯奢侈品零售商阿尔法国际的首席执行官瑞玛·班达尔·沙特公主(Princess Reema Bint Bandar Al-Saud)说道,“如今的女姓应该为自己的个人财政负责,她们也会渴求去探索世界,并且不再如此依赖男性。”这位女性为世界上最不激进的文化带来了变革的涟漪。

在过去的两年里,瑞玛公主朝着女性赋权的方向做了大胆的尝试。在利雅得的夏菲尼高(Harvey Nichols)百货商店,她炒了几十位经验丰富的售货员的鱿鱼,以便将位置腾出来让给相等数量的女性营业员。这在一个传统女性不会出门与男性交流更绝少出现在服务岗位上的国家而言,是极富争议且非同寻常的做法。(沙特阿拉伯女性贡献的生产力相较1992年的5%已经提升至现在的15%。)沙特的传统主义者们视其为十分激进的行为。

争议中,一切都在妥协中进行。近几年,政府已颁布一系法令为女性在零售业扩展就业机会——包括禁止男性在只为女性顾客提供服务的内衣和化妆品店工作。在此之前,雇佣女性的商店总是会遭伊斯兰法强制执行的宗教警察关停。新的法规允许增加女性受雇机会,同时也须固守某些先前的标准(例如男女性在特定空间内分隔开的间室及指定的比例)。 “我们的社会往往比其他社会变革得要慢一些。我们不得不向人们解释这是种进化发展,而不是在西化。”

瑞玛公主生于利雅得,长在华盛顿,她的父亲班达尔·本·苏尔坦亲王(他是沙特王国开国君主的孙子)曾在那任职沙特阿拉伯驻美大使。她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主修博物馆研究,毕业后在巴黎的阿拉伯世界研究所工作了几年,后又至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帮助其母亲管理收集的大量艺术品。2008年,这批藏品回到了沙特,瑞玛公主也随之回国。原本计划只在家呆上一个月,期间她发现阿尔法国际,这个由其家族部分持有的公司,正面临利雅得的夏菲尼高百货商店糟糕业绩的困境,于是她想了些办法试图令其扭转局面。“商店年久失修,所以我们从此下手,”她说,“我们打乱整个商店,从清理空货架开始做起。”不久,她发觉自己已在经营着整个阿尔法国际的运转。

夏菲尼高百货商店在整合女性员工方面做得成功的一个原因利益于为女雇员提供了甚至远远超过美国标准的职场便利。举个例子,在沙特,女性驾车尚未合法化,于是公司为员工提供了上下班的交通服务。职场中还设置了子女日间护理。“我想要避免家庭中来自于婆婆或丈夫口舌的障碍,‘谁来照顾孩子?’”瑞玛公主说。同时,公司内员工可以决定自己佩戴面纱与否,对于沙特阿拉伯的女性,这是一项重要的个人选择,“我不会过问一位女士无论她是否遮盖住自己的面庞。”

然而若将解决上述的职场问题同处理由其变革引发的社会影响相比,可谓十分简单。利雅得的百货商店(这家于2000年开业的夏菲尼高是英国以外的首家分号)在去年遭遇利润额42%的下降,一方面是受到反对女性员工声音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在替换男售货员后流失了熟练工。“女性们还没掌握经验,”瑞玛公主说,“像是把她们扔给了狼,但我还是这么做了。对她们的训练是我们对这些女士做的投资。我想让女性拥有更好的机会。”沙特人尚在适应利雅得夏菲尼高的这些新面孔之中,而瑞玛公主似乎坚定地相信他们将最终认可并光顾。“这只是社会认知的问题,”她说道,“而这是会得到改变的。”

译者注:原文载于Fast Company magazine,瑞玛·班达尔·沙特公主在该刊“2014年最具创新精神人物”系列中列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