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目录归档:西学东渐

翻译自外文的文章。

对于泰勒·斯威夫特而言,音乐的未来是一场爱情故事

文/Taylor Swift | Wall Street Journal
译/horsefaCe

Taylor Swift

©glennt

20年、30年或是50年后,音乐产业将会何去何从?

在发表我对此事的看法之前,你应该首先知道你将阅读到的观点来自于一位不折不扣的乐天派:我是那些少数的身在音乐产业中,且坚信其并非行将就木的一员……相反,我认为这个行业正在复苏。

许许多多的人以观察经济行业的眼光作出音乐销量将锐减以及音乐专辑将会无关宏旨的预测。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一张专辑的价值,一直且未来仍将建立在艺术家倾注于作品的心血,以及在其问世后所体现的市场价值之上。即便盗版、文件共享与流媒体大大减少了专辑所能产生的收入,每个艺术家应有自己的对策。

最近几年,你可能已经听说了一些大牌的制作人几乎放弃了他们的音乐事业,转而另谋高就。对于我对未来的憧憬,不仅只是对音乐产业,同时也是对我所见过的每一个年轻女孩而言,我希望她们能够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并主动追求。

音乐是一门艺术,而艺术是如此的重要且稀有。重要,稀有的事物显得如此珍贵。而珍贵的事物尤其价值之所在。因此我认为音乐并不应是免费的,独立音乐人和他们所承载的标签应对专辑的定价拥有话语权。我希望他们不会低估自己和作品的价值。

穿心之箭

谈到专辑的销量,我想指出的是,人们现今依旧在购买专辑,只是购买的数量大不如前。如今的人们只会对那些能穿透心弦的,或能使人感觉强大的,或是在他们孤独时得以振奋的作品掏腰包。时过境迁,今天已不再是20年前那个专辑热卖的黄金时代,作为音乐人,应当有所挑战与激励。

总会有一些艺术家可以突破情感层面上的束缚,将作品融入人们的生活。在我看来,音乐迷们对于音乐有着他们自己的认识。有些音乐仅仅是取乐的工具,甩得快(比如那些夜店或者聚会中跳舞时播放的高分贝歌曲,跳玩之后很快没人会记得这些歌)。某些歌曲和专辑却好像我们生活的四季,聆听中仿佛可以重现那些珍贵的时空记忆。

就有着那么些不朽的音乐人在人们心目中无可取代。我们会对他们的每一张专辑如数家珍,直到他们退休,我们依然会给自己的儿孙播放他们的歌曲。作为一名艺人,这样的场景正是我们渴望与粉丝们建立的纽带。我相信在未来这种纽带关系仍有希望维系,就像我的父亲同海滩男孩(Beach Boys)或是我的母亲与卡莉·西蒙(Carly Simon)之间的那种情感联系。

我认为,未来,与音乐迷们形成纽带关系要借助于持续地为他们提供惊喜的元素。不,我不是指“震惊”;我说的是“惊喜”。夫妻间为对方不断制造的惊喜能带着彼此白头偕老,为何这样的爱不能存在于音乐人与音乐迷之间呢?

我们是生活在YouTube时代的一代人,去年我每晚都在巡回演唱会的旅途上,发现几乎每一位粉丝都会在网络上关注我的演出。为了持续地给听众享受到不一样的体验,我邀请了众多的特殊嘉宾与我同台演唱。我们这一代人一旦感觉厌倦很快就会转换频道,就像阅读中失去耐心就会合上书本一样。我们喜欢那种猝不及防地陷入到惊喜中的感觉。我真希望即使是下一代的音乐人们也能够在对待听众时保持足够的创造力并以此为挑战。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我亲眼见证了一些东西过时淘汰,首当其冲的要数签名。自从iPhone的前置摄像头被发明了之后,我就从未被索取过签名。与粉丝们一起拍张自拍照是现在最受青睐的纪念物,也是时下的流行,貌似也跟“在Instagram上有多少关注者”的问题息息相关。

粉丝的力量

我的一个演员朋友告诉我,她近来的一部电影在遇到两位试镜女演员难以抉择的时候,选角导演选取了在Twitter上拥有更多关注者的那一位。这在音乐行业也正成为一种趋势。时间回溯到2005年,当我来到自己首次新专发布会的会场,我告诉我的歌迷们,我会在这个名叫Myspace的新兴网站里与他们展开直接的互动交流。未来,音乐人获取更高音乐销量的缘由将在于他们拥有更多的歌迷——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

我所目睹的另外一项正在褪色消散的主题是音乐的流派区分。这几年来,你所能听到的乐曲似乎都不止受到一种流派的影响。在如今正是会有这种狂野的,不可预期的制作音乐的快乐。流行乐听着像嘻哈;乡村乐听着像摇滚;摇滚听着像灵魂乐;而民俗乐听着像是乡村音乐——我只想说太不可思议了。我想写出能反映出所有曾感染我的东西的音乐,并且坚定地认为在未来的数十年中,音乐的流派将日趋变得不再会是定义职业风格的条条框框,而成为简单的组织音乐的工具。

此时此刻,音乐产业如此地振奋人心,因为艺术家们的创作探索途径毫无阻碍。此刻的音乐圈,踏出曾经安乐的领域不会徒劳而返,音波的进化不仅仅得到受众的接受,而且俨然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唯一真正需要面对的风险,在于太过于谨慎害怕而作茧自缚。

明星的聚光灯

我猜有些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对于艺人,尤其是对年轻艺人私生活的窥探会变本加厉。那些曾在70年代、80年代或90年代取得过他们商业巅峰的音乐人对我说:“我们那个年代可没有这么疯狂!”我怀疑哪一天我也会对更年轻的音乐人说同样的话(上帝保佑他们)。依旧会有“坏女孩”和“好女孩”,抑或是“纯净的”与“性感的”之间的争论,但凡这样的标签仍旧在世上存在,大家就会有自己的立场。万物本就有各自的对立面。

至于我呢?我会静静坐在一旁,慢慢变老,看着发生或不曾发生的一切,并保持着我那乐天的性格过好我的生活。

另外,我很愿意去拥有一座漂亮的花园。

译者注:并不太熟悉泰勒·斯威夫特以及整个音乐行业,只知道她是近来比较红的一位乡村音乐歌手。这篇来自斯威夫特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的专栏文章显示出,作为一名商业化的音乐人,她对于产业走势有着关注与自己的思考。文中不免出现一些振臂高呼和摇旗呐喊,但对现实中音乐遭遇商业困境需要转变思维顺应时代的观点和立场确实相当鲜明。

2007年新秀的裂变

文/Michael Wallace | ESPN.com
译/horsefaCe

2007 NBA Draft Portraits

2007年选秀双子星:伤病毁掉了格雷格·奥登的职业生涯,而凯文·杜兰特则成长为超级巨星。
Jennifer Pottheiser/NBAE via Getty Images

艾尔·霍福德是那一幕的见证者。在2007年的NCAA总决赛上,他经历了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对抗,这位佛罗里达大学短吻鳄队的大个子会告诉人们,格雷格·奥登他日将成为NBA联盟里的一号人物。

“我只知道我正在看着一个像是会10次入选全明星赛的家伙——他肯定会是人们话题中最强中锋之一的那个人,”霍福德说,“毫无疑问,回首过去,他正在成为一名伟大的球员。”

几乎是在三个月后,奥登在NBA选秀大会上以第一顺位被摘走,霍福德则成为了探花秀。

七年后,霍福德已在全明星赛上崭露过头角,而伤病与其他问题却使奥登的职业生涯偏离了轨道,奥登甚至公开地自嘲“NBA史上最大的水货之一”。

2007年的选秀留下的是一场罕见的极端。这一切不仅仅是在凯文·杜兰特的飞黄腾达之路与奥登在向着默默无闻的方向渐行渐远之间日益形成强烈反差那么简单。

当年的许多新秀被证明是精英人才,例如杜兰特、霍福德、迈克·康利(第四位)、乔金·诺阿(第九位)和马克·加索尔(第四十八位),乐透区里也有一些略显失败的选择,像奥登、易建联(第六位)、阿西·劳(第十一位)、朱利安·怀特(第十三位)和艾尔·索顿(第十四位)。

2007一代之中已经出现了联盟最有价值球员(杜兰特)以及年度最佳防守球员(诺阿),这在1999-2000赛季以来尚属首次。但同时这批选秀中脱颖而出的前21位的球员中却有7位已经离开了NBA。若奥登在下个赛季离去,他将成为这第八人。

奥登的遭逮捕也将他本人置于与状元秀身份难以相称的尴尬位置。

西恩·威廉姆斯,当年在第十七位被篮网队选中,他的生涯一步步在吸毒、非法入侵和严重不当行为指控中不断深陷。2012年,他被火箭队裁员,因而离开了联盟。

比威廉姆斯后两位的新秀加瓦利斯·克里坦顿,于2009年12月同吉尔伯特·阿里纳斯一道在华盛顿奇才队的更衣室内引发持枪事件。事后两人均被禁止参加2009-2010赛季的剩余比赛。而克里坦顿在该事件后就从未得到在NBA上场的机会。他的人生据说在随后的几年里发生了惊人的转折,如今在等待着多重谋杀、吸毒和使用枪械的数项指控。

2013-14 KIA Player of the Year Award

以榜眼秀的身份进入NBA的七年后,凯文·杜兰特荣膺联盟最有价值球员。
Jesse D. Garrabrant/NBAE/Getty Images

NBA负责球探运营的高级总监瑞安·布莱克一直是尝试着理解源于2007选秀所发生的事情的许多人中的一员。

“各种奇怪的状况就这么发生了,这真是有趣的事情,”布莱克说,“被选中的新人们迎接了不同的际遇,有些家伙我们原本以为会有更好的表现,有些则甚至完全不被我们看好……选秀中总会出现各类风险。”

当霍福德目睹奥登的无奈自嘲以及在杜兰特星光闪耀下形成鲜明对比之后,他不寒而栗。尽管在他加盟亚特兰大鹰队的七年中他的球队均闯入了季后赛,但他也尝到了伤病的困扰,在过去的三个赛季里,他因此缺席了116场比赛。

“我觉得这对格雷格不公平,”霍福德说,“他承载了太多的期望。我们都知道凯文绽放光芒成为今日的巨星只是时间问题,但不应该将历经伤病的格雷格跟凯文作比较。如果他可以健康地打球,他能够打得很棒。”

“我知道他是个好伙计,一个好人。正如他的伤痛一样,现在面临的场外问题也预示着他走在一段崎岖的道路上。说到头来,我们都是人,都会犯错。”

瑞玛·班达尔·沙特公主

文/Jennifer Keishin Armstrong, Fast Company
译/horsefaCe

Princess Reema Bint Bandar Al-Saud

“你不能让半数的人民无法参与工作,”沙特阿拉伯奢侈品零售商阿尔法国际的首席执行官瑞玛·班达尔·沙特公主(Princess Reema Bint Bandar Al-Saud)说道,“如今的女姓应该为自己的个人财政负责,她们也会渴求去探索世界,并且不再如此依赖男性。”这位女性为世界上最不激进的文化带来了变革的涟漪。

在过去的两年里,瑞玛公主朝着女性赋权的方向做了大胆的尝试。在利雅得的夏菲尼高(Harvey Nichols)百货商店,她炒了几十位经验丰富的售货员的鱿鱼,以便将位置腾出来让给相等数量的女性营业员。这在一个传统女性不会出门与男性交流更绝少出现在服务岗位上的国家而言,是极富争议且非同寻常的做法。(沙特阿拉伯女性贡献的生产力相较1992年的5%已经提升至现在的15%。)沙特的传统主义者们视其为十分激进的行为。

争议中,一切都在妥协中进行。近几年,政府已颁布一系法令为女性在零售业扩展就业机会——包括禁止男性在只为女性顾客提供服务的内衣和化妆品店工作。在此之前,雇佣女性的商店总是会遭伊斯兰法强制执行的宗教警察关停。新的法规允许增加女性受雇机会,同时也须固守某些先前的标准(例如男女性在特定空间内分隔开的间室及指定的比例)。 “我们的社会往往比其他社会变革得要慢一些。我们不得不向人们解释这是种进化发展,而不是在西化。”

瑞玛公主生于利雅得,长在华盛顿,她的父亲班达尔·本·苏尔坦亲王(他是沙特王国开国君主的孙子)曾在那任职沙特阿拉伯驻美大使。她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主修博物馆研究,毕业后在巴黎的阿拉伯世界研究所工作了几年,后又至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帮助其母亲管理收集的大量艺术品。2008年,这批藏品回到了沙特,瑞玛公主也随之回国。原本计划只在家呆上一个月,期间她发现阿尔法国际,这个由其家族部分持有的公司,正面临利雅得的夏菲尼高百货商店糟糕业绩的困境,于是她想了些办法试图令其扭转局面。“商店年久失修,所以我们从此下手,”她说,“我们打乱整个商店,从清理空货架开始做起。”不久,她发觉自己已在经营着整个阿尔法国际的运转。

夏菲尼高百货商店在整合女性员工方面做得成功的一个原因利益于为女雇员提供了甚至远远超过美国标准的职场便利。举个例子,在沙特,女性驾车尚未合法化,于是公司为员工提供了上下班的交通服务。职场中还设置了子女日间护理。“我想要避免家庭中来自于婆婆或丈夫口舌的障碍,‘谁来照顾孩子?’”瑞玛公主说。同时,公司内员工可以决定自己佩戴面纱与否,对于沙特阿拉伯的女性,这是一项重要的个人选择,“我不会过问一位女士无论她是否遮盖住自己的面庞。”

然而若将解决上述的职场问题同处理由其变革引发的社会影响相比,可谓十分简单。利雅得的百货商店(这家于2000年开业的夏菲尼高是英国以外的首家分号)在去年遭遇利润额42%的下降,一方面是受到反对女性员工声音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在替换男售货员后流失了熟练工。“女性们还没掌握经验,”瑞玛公主说,“像是把她们扔给了狼,但我还是这么做了。对她们的训练是我们对这些女士做的投资。我想让女性拥有更好的机会。”沙特人尚在适应利雅得夏菲尼高的这些新面孔之中,而瑞玛公主似乎坚定地相信他们将最终认可并光顾。“这只是社会认知的问题,”她说道,“而这是会得到改变的。”

译者注:原文载于Fast Company magazine,瑞玛·班达尔·沙特公主在该刊“2014年最具创新精神人物”系列中列首位。

旁敲侧击,美利坚金融改革

文/Rana Foroohar, Time, Vol.182, No.13, 2013
译/horsefaCe

Wall Street

金融危机的爆发过去已逾五年,雷曼兄弟所遭受的灾难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尺椽片瓦般的惨状似乎已成为遥远的回忆。美国摆脱了大萧条,增长得以回归,大银行甚至创造了破记录的利润。美国政府乃至从对AIG、房利美、房地美等机构的救助中渔利。在多德-弗兰克法案授权下力推新金融政策的奥巴马内阁在保护金融体系安全的努力值得称道——这方面的工作令所有的现在或是从前危机小组成员辗转反侧。

但在热情背后,却隐藏了巨大的真相。为了继续前行,美国经济正在金融化的进程中被无情地镶嵌到华尔街深处。如今这个国家的大银行比危机前更庞大与强势,而经济中金融的比重也日趋增大。尽可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现象管中窥豹,美铝、惠普和主营零售业务的美国银行最近被从其名单中剔除,取而代之的,是重振旗鼓的投行寡头——高盛。

鉴于此,你还能坚信你的钱真的比五年前更安全吗?美国对于金融业的重建足以避免另一场危机吗?答案恐怕尚不明确,因为金融业一如既往地错综复杂。美国的金融机构在世界各地高风险衍生工具的投入上依旧显得十分自由而缺乏限制。若在欧洲发生一场危机,很有可能会令美国的某个机构备受蹂躏,掀起的余波将通过其他一些关键领域造成危害,如美国国内持有的金额高达2.7兆的货币市场基金——持有人多为商业街(Main Street,指普通大众——译者注)投资者,他们相信这些基金就如同现金一样安全。

虽说这样的脚本未必成真——许多美国银行一直在控制风险并扩充资本——但灾难仍旧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太依赖银行的自我驾驭能力,这种能力之前却并未奏效。真相是,华府于08年至09年期间对银行系统做出的迅速救助可以说卓有成效,救助使得经济避免受到更严重的冲击,而之后东山再起的银行却显得气势汹汹,于是乎对于金融业的调控以及将其与实体经济的连结就显得有些矫枉过正了。以下列出的是给予所有人在降低风险方面非常应该做的五项建议。

No.1 修复“大而不能倒”问题

当金融崩溃来袭之际,所有人都不得不被迫去面对“大而不能倒”的学说——这种观念认为一些银行规模实在太大,已经成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应不计代价地实施救援以避免系统性的灾难。但在过去几年内,批评的浪潮一波接一波涌来——从摩根大通昵称“伦敦鲸”的交易员(本名Bruno Michel Iksil,其操作的信用衍生品交易造成巨大损失——译者注)下赌注般损失的70亿美元,再到多家银行操纵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丑闻(包括摩根大通、花旗等多家欧美银行牵涉其中——译者注)所带来的启示——这些都证明了这些大型机构所创造的麻烦依然可以对经济产生广泛的影响,而华尔街对商业街的时势如以往一样漠不关心。

一家简单的银行将会是一家安全的银行。到目前为止,银行业游说团已经在打击行业后方监管工作以及缩减规模、简化复杂的流程上花费了巨资。在他们对美国金融业上不遗余力的游说下,类似多德-弗兰克法案这样被呼吁的新规则中只有约四成被成文规定。毫无疑问,银行界在抵制行业调整;社会需要他们去更多地关注实体经济,虽然收益不高,给予那些创造工作岗位的生意提供贷款资金,而不再仅仅热衷于高收益但同时也高风险的自营交易。“‘大而不能倒’问题并未就此结束,”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称,“银行们依旧是复杂而且跨国性的,甚至比危机前更庞大了。”

甚至有许多银行家接受这种说法,比如前美林证券CEO约翰·塞恩、前花旗集团领袖桑迪·威尔。多德-弗兰克法案创建了一套淘汰失败银行的路线图,然而国际性标准的缺乏意味着对于那些跨国金融机构,并没有可视之为捷径的约束方案。

更糟的是,有一些金融机构如今已到了太大而无法管理的地步,这意味着那些内部的监管保障在复杂的业务流程的重压下显得不堪重负。包括《黑天鹅》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斯坦福大学金融学教授阿纳特·阿德马蒂在内的专家都写道,银行可以通过歪曲数据来制造实际上毫无根据的预测结果,以此足以通过政府设置的应力测试。

解决方案:沃尔克法则,由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所提出的建议,法则要求将政府担保的商业贷款从那些高风险业务中抽离出来。“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在有风险性的业务与联邦政府所支持的商业贷款之间构建一道防火墙,”前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席希拉·拜尔说,“高风险的金融业务需要有市场的支撑,而不是个人存款。”这个建议明显对于限定纳税人责任方面是一项重要举措,但到目前为止,法案并未成文,几年内或不会实施。

No.2 限制杠杠

如果离开杠杠,银行将无法运转,也就是说他们将失去借到更多的钱来迅速偿还原有债务的能力。所以当一家银行被打量,有一种关键的测量方法即研究其杠杆率,这个比率会反映出银行拥有的高质量、可承受亏损的风险缓冲资金的数量,这种资产将会在其面临需要之时分散危机,消化损失。较低的杠杆还能精简业务操作;而高企的杠杆率则意味着高风险,有可能令银行无法正常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自危机以来,美国的一些大银行开始提升抵消风险的资本数量。杠杆率也从危机前的峰值略微下降。不过诸多专家提出这种幅度的降低仍远远不够。当银行在高负债比的状态下进行金融业务,倘若出现意外,对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会成倍显现。“不在限制杠杠的问题上做些什么是一种疯狂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前美联储副主席艾伦·布林德说,他的新书《音乐静止后》审视了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残存的风险所在。FDIC副主席,银行业改革主张者托马斯·洪尼格对此表示赞同,并且称华尔街所辩称的限制杠杆将会使银行贷款远离实业经济的说法是一派胡言。洪尼格在最近写给《金融时报》的专栏文章中写到:如果高企的杠杆能促进流向实业的贷款,“那么它就是通过从制造大银行,提高纳税人的支出,压榨实体经济和弱势集团来做到的。”确实有证据表明,拥有更充足资本的银行在繁荣和萧条的循环周期内更有能力来维持贷款。

斯坦福大学的阿德马蒂认为杠杠就是“那只房间里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指非常明显但不被提及的隐晦之事——译者注),他在著作《银行家的新衣》内举了一个有力的例子来说明为何银行不应大肆举债。银行们总抱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建议的法则要求他们提取出5%的资金用于防范风险,然而其他的大多数企业甚至不敢想象将相当于资产50%的钱用于借贷,更不用说95%了。“一直以来银行让我们相信,他们应当被以特殊的方式来看待,”阿德马蒂说,这种根植通常是以援引复杂的论点和使用术语行话来实现糊弄众人的目的。很值得注意的一点,银行所持有的大部分现金都属于债务:他们为他人保管的储蓄存款。阿德马蒂所希冀的调整是令银行拿出他们自己20%或30%以上的钱来投入到日常的金融业务中。“如果银行要做那些生意,”他说,“他们应该拿自己的钱去赌博。”

No.3 揭露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

沃伦·巴菲特曾经将在2008年在金融系统兴风作浪的衍生品描述为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就因为这些玩意儿允许小风险倍道兼行,并在全球范围内肆意蔓延。还记得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也译作信用违约互换,一种美国常见的金融衍生品——译者注)吗?就是它引发了次贷风险从亚利桑那一路蹦跶到冰岛。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TFC)主席加里·金斯勒一直在为了推动金融衍生品实行更严格的监管做着努力,他已将美国半数的利率掉期交易(此类衍生品位于金融危机的中心点位置)从黑暗内幕中拽出,投入到中央票据交换所。同时,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也在信息实时报告和经纪人注册的体制上做出重要的进展。然而,这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华尔街在国会、政府,以及遍布美国及海外的游说团总能在多德-弗兰克法案中开凿出些许漏洞。这些漏洞足以让银行与对冲基金继续他们那非透明、高风险的金融交易,例如国际市场上的外汇衍生品——这意味着堪比伦敦鲸甚至比其更大的鱼依旧可以潜于最深且最具风险性的金融深水之下,不为世人所知。

金斯勒曾是一位高盛的衍生品专家,并在1998年为当时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工作,正是当年,曝出操作对冲基金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恐将令美国金融崩盘的事件。罪魁祸首是其一项规模为1.25兆美元的掉期投资组合遭受亏损。金斯勒还记得当时某个周日出门前往LTCM总部进行调查的情景。“我瞬间意识到我们对这些衍生物处于金融系统的何种位置毫无所知,因为这些玩意儿在开曼群岛注册,”他说,“这感觉糟透了。”

在金斯勒的努力下,美国的金融机构如今想把脏衣服挂到加勒比地区变得更困难了。话虽如此,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依旧伴随着我们。“银行总能取得他们想要的东西。”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逊教授说。

No.4 将影子银行置于光照之下

银行之所以能成功游说,保持其松散的被监管状态,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宣称即使他们不进行那些高风险交易,其他人——比如另一家受监管更松散的对冲基金——也会做的。因此,最好将此类交易都从阴影中拽出,置于华尔街台面之上,如此那些金融家的辩词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另外有观点认为,若银行受到严格的监管,风险将会迁徙至影子银行的时间,这可真是荒谬,因为影子银行的风险早就已经存在——不管是LTCM的崩盘还是现如今炙手可热的货币市场基金都证明了这一点。后者尽管没有FDIC承保,许多美国人却都将其视为堪比现金的等价物。

实际上目前很难有什么是无风险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逊教授指出,雷曼兄弟的危机导致了至少一项基金“跌破面值”,投资者无法赎回的所有投入的钱,虽说在这个案例中大型金融机构所承受的损失要超过个人投资者,但倘若有下一回,情况也许就不是这样了。因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为了确保安全,提出了新的货币市场基金法案。不过金融界再次对此进行了反对,声称此举将推高成本,降低收益,因而导致改革步履维艰。推行的法案很有可能流产,或是被逐渐冲淡直到没人记得。“影子银行,包括像货币市场基金这样看似无害的东西,正在整个系统中传播风险与动荡,”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的领导人罗布·约翰逊说。是华尔街还是影子银行应被监管并非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两者都应该被更好地照管。

No.5 重启金融文化

银行业的创造本是为服务实体经济,而非其他的歪门邪道。但美国经济在金融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逐渐成为了华尔街的玩物,这很难让人想到银行最初简单的业务:借钱给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生意。今天,大银行们所贡献的GDP份额甚至比危机前还要高,但是他们给予个人或创造了大多数工作岗位的小企业的授信依旧趋紧。同时,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依然低于其长期预期水平。

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人被告知他们不得不为银行业的复苏添砖加瓦,以求仅存的经济成果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学术研究结果显示,在金融业飞速发展的近30年内,新行业的开拓已然停滞。银行们得到了危机救援,实业们却还在等待。诸多危机的核心问题残留下来:比如,像房利美这样的政府资助金融机构依旧占据着住房抵押贷款的近90%,这样的结构能否合理地支撑健康的私有化系统如今尚不明晰。

德克萨斯大学教授,金融危机专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思等学者担心,在一个高频贸易、全球金融的时代,为实体经济贷款变成一种相对而言缺少吸引力的业务种类。“正如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所说,‘若想要小企业发展,你就需要小银行来满足它’,” 加尔布雷思称。

这样理想的情况可不会短时间内在美国达成。但是依旧可以做些什么使得金融行业朝着其他行业需要的方向发展。首先,政府应该建立一套更为完善的体系来引导银行信用评级,这种体系不应牵扯到那些银行出钱收买的信用评级机构(危机五年来可以发现这些信用机构都不可信)。借助适当地为监管者提供报酬亦可清除华尔街和华府之间的旋转门。“我们应该大幅提升资深监管人的薪资,那样他们就不会想着——也不需要——在华尔街和公共部门之间来回折腾了,”INET的约翰逊说。诚然,为了改善监管状况以防止一场金融爆炸而造成损失,即使是通过提升开支来实现这一目的,也是物有所值。

美国政府还应该加强对金融人员实行的行为问责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与其他一些学者相信,主要银行的CEO们应为那些糟糕的金融交易于法律层面上问罪(2002年起,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就是对实业企业下了这样的规定)。“如果我们不能将某些人扔到监狱里面去,下一次有些人还会这么做的。”斯蒂格利茨说。

悲惨的现实是,自金融危机以来,许多愤世嫉俗的人在发声,例如说银行在与客户想法的方向上压了赌注,不过事实上那是完全合法的。不过其他的一些行为——包括银行家们在意识到有可能坏账的情况下发放房贷——更应被强力地控诉。更严格地进行处罚或更积极地起诉或许无法即刻弥补美国金融系统结构的缺陷,或改变7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但倘若过去的五年教会了我们一些什么东西,那么这五年所带来的损失必然将给予我们更多,更多。

为什么德国必须拯救欧元

文/Rana Foroohar, Time, Vol.182, No.7, 2013
译/horsefaCe

Photography of  Stuttgart

欧洲正在经历着自1999年启用共同货币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经济衰退。但你或许不知道德国的斯图加特是怎么样一番景象。斯图加特是汽车的诞生地,是带动德国商品出口引擎的心脏区域,同时这也是一座被绿色山丘点缀的繁华都市,充斥其中的是繁忙的奢侈品精品店,以及许多住着富裕工程师与持家主妇的整洁有序的白色房屋。此地人均GDP高达84000美元,这个数字是柏林的两倍以上。在斯图加特,德国著名的Mittelstand企业——这个术语通常指代中小型家族经营的外贸型公司——出产着一流的汽车零配件、激光制品、高科技机械和医疗保健设备。

这些怀揣全世界难寻其右的技术的斯瓦比亚人拥有着德国最主要的中产阶级财富;Mittelstand企业雇佣了这个国家60%的工人,并创造出了德国一半以上的贸易出口。同时他们也象征着某些特定的社会与道德价值,例如节俭、保守、家庭取向与对长远的思考。“Mittelstand意思是‘我不思考下一刻,我思考的是下一代。我不尝试更便宜,我想做的是更好,’”斯图加特(州首府)所在的巴登-符腾堡州财政部长尼尔斯·施密德说,“这样的价值从企业延展到我们的社会中。”

许多斯图加特人和其他地方的德国人相信,这些价值正是欧洲其他地方的人们所渴求的事物。极少人会直截了当地说若是有更多的德国人,欧洲会变得更好——毕竟,德国人永远铭记着他们的历史——不过这种声音正从布鲁塞尔的柏林席位传出来。正因为其经济影响力,德国人即使轻声细语地说话也能传遍欧罗巴。自欧元区经济危机爆发已逾三年,作为唯一一个在世界金融风暴后享受着高经济增长和低失业率的发达国家,富裕的德国人通过欧洲央行为希腊、塞浦路斯等国家提供了730亿的紧急援助,另外还有数千亿的债务重组与刺激方案。

(至少德国之外的)喋喋不休的传统思维一直认为德国应该继续承担救助责任——在塞浦路斯、葡萄牙、西班牙或者意大利——并保持欧元的稳定。但是德国人反对这样的逻辑,争辩说自己无需为财政上过于鲁莽的邻居无休止地买单。德国人认为,假如此前欧洲跟着我们走,就不会造成危机——而如今危机造访,欧洲就应该在自救中跟着我们走。因此,不仅对于债务缠身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同时在自己家中,德国人开始推行紧缩政策。就像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时常说,德国人必须通过持续持续控制开支、削减预算和厉行节俭来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我们向整个欧洲展示我们平衡预算的决心,”施密特说,“如此是一种正确并且优良的做法。”

问题是,厉行节俭的做法并未奏效:欧洲17国在2012年的欧元总支出缩减了0.6%,今年很可能依旧会缩减。而欧元区失业率为12.2%,青年失业率更是攀升至24%。政府忙着应德国要求削减预算,却无力承担失业者再培训或是维持社会安全的开支,而这些会加剧问题的严重性。由于无法在个人和公共两方面的支出上做到削减,南欧的赤字问题愈加恶化。今年的前六个月,意大利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是GDP的2.7%,远高于去年同时期1.9%的统计数字。西班牙也在崩溃中,其税收收入与去年相比下降了近7%。

紧缩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反馈走向极端:10%的希腊学生在学校忍受饥饿。左翼政党在希腊、意大利、法国、东欧及其他一些地方获得支持。在新一轮紧缩措施上台后,游行示威,甚至暴动在欧元区内屡见不鲜。

德国在紧缩政策上的坚持导致其在欧洲诸多地方不受欢迎。最近一份皮尤民意调查显示,几乎所有欧洲主要国家都将德国放在“最不富有同情心”和“最傲慢”榜单的首位。(另外,在“最可靠”榜单上,德国也被一致地推至榜首。)

虽说德国人今日所说的正是此前七年他们一直所做的:欧洲需要整饬并减少薪资福利、削减预算、收缩债务。但这套逻辑失败的是它并未顾忌到一点:当德国过去在厉行节俭中变得富有时,其他欧洲国家在自由地花销。德国于上世纪90年代抑制薪资水平,以求加强出口带动经济增长,这在欧元区的其他地区留下了严重的衍生后果。德国人向外卖的更多,由于薪水较低进口消费也更少,其他国家却与之相反。德国人变得更富有,而其他人缠上了债务,德国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加剧了这一过程。“欧元区危机的源于德国的低薪资,而不是南欧的浪费,”一位名为约尔格·比罗的纽约州斯基德莫尔学院在最近一篇为新美国基金会撰写发表的关于为何德国加剧了欧元区危机的论文中写道。

南欧诸多开支无度国家应该管理好自己的国家财政——最突出的要数希腊。但事实是这场欧债危机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要归结于德国重商主义的经济战略。最基本的经济逻辑认为各国间经常账户余额应该相等。正是因德国对外出口在前些年过度提升,欧洲其他国家的赤字随之增长。如今,如果这些国家削减预算,节省开支,德国人就必须扩大自身的花销。然而几年来德国在抵触去做些促进国内消费有意义的事,他们没有提升大众薪资,没有降低消费税,也没有指定财政刺激措施来引导消费(理想情况中,这部分消费用以购买其他欧洲出产的商品)。

德国甚至一直在享受着欧元的货币优势,这使得其在国际市场中进行的贸易出口成本更低,尽管如此,他们却拒绝通过购买欧元债券,或是积极地推进银行业联盟的建立以使欧洲走向实质性的财政联盟,来给予这个单一货币以明确的支持。除非柏林方面能够将其财政政策强加给自己的邻居,他们可不愿在未来一体化的进程中蒙受风险——或是成本——当中。一个小型的学术团体近来成立了一个旨在反对欧元的政党,他们称,即使是受教育情况良好的德国人也只对若欧元触底会给国家带来的巨大损失所知甚少。虽说这个政党在德国的支持率目前还未及5%,它的存在已经为德国何时回归德国马克起了一个话题,而如今欧洲各国还在为保持欧元区的团结做着努力。

尽管在安宁的,被绿色山丘环绕着的斯图加特,紧缩政策和经济动荡已经显现了影响。在汽车制造巨头戴姆勒的大型总部,对于不景气的失望之情非常强烈。“卖往西欧的汽车销量已经跌回到1993年的水平,”戴姆勒的首席经济专家,尤尔根·穆勒说,他提到公司三分之一的营收正是来源于西欧。“在意大利,今年高档车的市场规模与上世纪80年代相近。”他坚定地认为政策的制定者们对于开支的限制过于严苛。“节食可没法儿塑造肌肉。修复预算最简单的方法是促增长,而不只靠节俭。”

在穆勒看来,德国必须提高本国消费才能帮助整个地区成长。这种理念的转变被许多经济学者所支持,比如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他同样认为此举能够提高欧元区的金融稳定。2000年之前,德国的年均薪资增长率是3.2%,之后的十年里这个数字是1.1%。这导致了家庭存款比例高达16%,这笔钱被德国的银行外贷至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投资房地产和其他商业项目,自然也为这些国家制造了债务泡沫。

穆勒、佩蒂斯和许多其他人认为德国应尽其所能来使欧元摆脱困境,因为欧元对于德国在全球建立竞争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欧元启用之前,德国公司使用德国马克进行货币兑换与汇率风险方面所产生的成本十分高昂。回归马克将无疑会令成本回升。德国的Bertelsmanm基金会在四月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回归德国马克的做法将使整个国家在未来13年间付出1.6兆美元的损失,从2013年至2025年间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会减半。

公平地讲,默克尔总理和她的政府深知若欧元区的崩溃,最大的受害者将会是德国。“德国有8000万人口,但这对于全球化的世界而言并不意味着什么,”德国劳工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提及,另一方面,“5亿欧洲人加在一块儿就不同了。(德国)因欧洲而强大,可不能忽视这一点。”

但是这个观点并不总是能和节俭的斯瓦比亚的Mittelstand企业家共勉,这些企业家认为南欧国家只是简单地需要向德国人学习。关于德国应该更多地成为消费市场以帮助欧洲拜托经济失衡的论点“尽是瞎扯”,尼古拉·莱宾格-卡姆勒说,作为家族企业Trumpf公司的第二代管理者,她的家族手握100%的所有权,经营着一家有着30亿销售额的位于巴登-符腾堡州的激光制品制造公司。从她临近斯图加特的办公室里透露出来的经济观点十分明确;是南欧的那些国家,而不是德国需要改变,她提到。“欧洲团结,没错——不过其他国家如果想要获得持续的成功就不得不做好自己的功课。”

Illustration of Why Germany Must Save The Euro

图片来源于该期杂志插图(部分)

节俭的品性

对于莱宾格-卡姆勒和其他许多德国人而言,成为欧洲经济困扰的替罪羊完全是一件莫名其妙之事。毕竟他们是经历了艰难改革的人们:其他人应该将他们视为榜样,而不是指责。十年前,通过一场由库尔特·施罗德总理领导的,被称为2010项目的有着一系列目标的改革,德国成功地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在削减了高工资水平和更多地使用临时工以提高灵活性之后,显著地提高了其在劳动市场中的竞争力。改革的成功还体现在德国国内公私关系方面:政府、企业和公会都相应削减了开支,事实上许多过程都由公司董事会做出决定,德国家族经验的Mittelstand企业更愿意做出长远的考虑,而不是像典型的西方跨国公司那般急于眼前利益。“十年前,德意志是欧洲的病号,”ElringKlinger公司的CEO,斯特凡·沃尔夫说。这是一家有着130年历史的斯瓦比亚出口公司,其去年的汽车销售额达到了15亿美元。“现在人们都关注着我们,看到我们漂亮的成绩,”沃尔夫说,他的观点与其他Mittelstand企业家类似,“南欧的经济必须改革。”

当你呆在斯图加特,听着Mittelstand企业如何经历着欧债危机与衰退的故事,很容易理解为何德国人对于扮演欧洲救世主和替罪羊双重身份的感受会与道德上的义愤相伴随。Mittelstand象征着企业责任的理想。思考一下Trumpf公司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营收下滑超过40%后是如何成功渡过难关的。他们并没有像任何一家美国公司那样进行裁员,莱宾格-卡姆勒动用了家族内1亿美元的资金进行自救,并与工人一同制定了灵活的时刻表以求在不裁员的前提下渡过危机。“我们的雇员当初接受降薪的条件为我们工作,”莱宾格-卡姆勒说,“我们愿意以任何价格来避免裁员,首先因为我们认为对长期的雇员应该有责任感,其次我们也知道当衰退结束后,一切会好转,我们又会变得需要工人。”

的确如此。2009年,这家公司重新崛起。在经历了危机并得到复苏后,Trumpf持续地将年营业额8%至10%的资金投入到研发部门(全球跨国公司平均水平为2%至3%)。“欧洲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蓝图,”这位CEO说,“但这却成了德国企业成功的基石。”

游戏的玩法

在斯图加特,“让德国人做德国人”的想法普遍存在。“你可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一个国家的模式,”巴登-符腾堡州的财政部长施密特说。“我们有自己的模式,出口拉动增长,对于我们而言这行之有效。”他和其他一些人明白,相较于高产量显得低得不自然的德国薪资水平到了该上涨的时候了:今年一月,在IG Metall工会抗争下薪水上涨了5%。但这进程过于缓慢。“别指望德国会接受英美模式,”戴姆勒的穆勒说。德国毕竟是少数几个保持了强大制造能力的发达国家之一,这为这个国家提供了中等收入的工作并培养了兴旺的中产阶级。

如果让德国人做德国人,那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也得做回他们自己。好比中国在此前十来年间保持的低汇率与低薪酬使得美国不得不承受高失业率和高负债一样,德国在欧洲扮演着相似的角色。全盘失控的恶性循环很可能由欧元造就,单一货币致力于取消各国独立的货币政策。南欧国家在许多年间获得了低利率的贷款,造成了一种虚假的繁荣。然而同时欧元也使这些国家背负了高企的债务,而且失去了使用货币和贸易政策来保持竞争力的能力,当金融危机降临后所有的恶果显现,佩蒂斯称,此人最近撰写了一篇题为《大失衡》的文章,概述了为何欧洲及世界的经济结构需要改变,以培育一种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

佩蒂斯在介绍完欧元后指出,“这些国家发现本国的贸易赤字戏剧般地增长,或是原本的顺差转变为严重的赤字。”戴姆勒可以尽情地与菲亚特竞争,而不用担心意大利里拉会在欧洲或世界范围内给予后者优势。德国对欧元区内其他国家的出口肆意地增长,德国公司从而壮大。

德国对拯救单一货币显得如此不热心,意味着欧元区正处在崩坏的关键点上——德国会为此付出代价。欧洲央行将大量资金注入欧洲(即使美联储已经在美国开始缩紧,最近欧洲央行的声明表示低利率的贷款还将持续开放)的一个原因在于,担心下一波债务危机的欧洲银行业皆对给予国境外贷款心存顾虑。对于欧元来说,同一个利率在德国和在葡萄牙应该是相同的。而现在,后者不得不比前者支付更多。有讽刺称德国陷入了欧洲央行的注资计划的圈套,现金正在从德意志银行转出。只有德国人可以最终解决欧元区的这场危机,方式为是由他们:a)承担任何对于保全欧元区有必要的债务重组和偿还;b)改变自己的经济模式来避免贸易失衡——最好能上述两点都可以满足。

欧洲的残局

无论怎样,这对于默克尔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挑战,她得灵巧地走在绳索上,一边向民众保证她绝不是在将钱抛给他人,另一边做些什么以保持欧元区基本的完整性。直到如今,她展现了作为德国人严谨的一面和欧洲人慷慨的一面。九月份的大选即将临近,默克尔尚保持着高支持率,非常有可能连任,未知的是将会形成什么样的联合政府。欧洲和欧洲以外的许多人都在关注着德国将会给欧元区写下怎样一份支票以换取在布鲁塞尔的财政——和最终的政治——大权。不过默克尔和她的团队声称不会在新欧洲宪法允许的情况下在布鲁塞尔建立金融委员会来介入成员国的经济事务。

问题是今日的欧洲在各个方面都停滞不前。欧盟在缺少德国强有力的领导以及明确的对联盟和单一货币财政承诺之下,难以在经济或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中进行深化。

还有一丝希望。近来,抛开重型机械和厉行节俭之外,德国开始谈及另一项出口:一个投资如葡萄牙这类国家,将德国广受赞誉的职业培训项目复制过去的全新计划。这会是重要的一步,不仅仅因为这将帮助南欧抑制青年失业的疫情扩散,同时这一举措也表明德国承认对于走出欧债危机,投资比削减预算更势在必行。德国本国的薪水最近也在上升,尽管尚不能弥补此前十余年的缓慢增长。同时,国内的一些紧急政策——如降低消费税或消费刺激计划,在欧洲其他地区萎缩之际——并不会很快出台。

如此,欧洲慢节奏的危机仍在持续,衰退在加剧。在推敲自身改革进程之后,欧盟委员会最近批准一些国家,包括法国、西班牙和和荷兰,可以继续在实现预算赤字3%的目标上获得破例权限。这样的动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套假戏。欧盟还只是个一体化尚未深入的初学者,布鲁塞尔没有实际能力去对违规者做出惩罚。而且并没有一场关于3%的目标对于未来有可能陷得愈深的区域而言是否切合实际的深入讨论——或者像德国这种贸易顺差的国家需要做些什么来力挽狂澜。很遗憾,因为真相即是如果欧元区的危机将被化解,亦并不是整个欧洲可以,或是应该,看上去像山丘环绕着的斯图加特。也许斯图加特最终看上去会像欧洲的其余地方吧。